现代化理论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的若干问题——对于几种意见的讨

现代化问题，属近年来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关于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各种不同意见，笔者拟就其中某些观点进行讨论并提出若干浅见。

一

关于现代化理论问题，笔者以为，国人对于“现代化”概念认识的变化，以及“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值得提出讨论。

1、关于“现代化”的概念

什么是现代化，国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20世纪50—70年代，我国曾流行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等“四个现代化”的说法。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对以往人们关于现代化的种种认识归纳为4类，其中之一是：“现代化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我国关于“四个现代化”的说法即属此类[①]

这种认识突出强调了现代化在经济和技术层面内容，但仅将现代化视为一个经济和技术问题，从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这种认识显然是过于简单和狭隘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不仅仅涉及经济和技术问题，而是整个人类从既往的农业社会发展进入工业社会的问题，是一种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人类社会的这一转变最初出现在西欧，但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包括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全球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地区和民族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或带入这一社会转型的进程。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赶上”问题，而这种“赶上”，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实际上，“四个现代化”的说法，并不一定表明当时人们认为现代化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技术的问题，其中可能蕴涵着这样的认识：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已经是先进国家，或者说已经“现代化”了，现在需要的仅仅是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实现现代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正是这样认识的。列宁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②]在列宁看来，苏维埃俄国在社会制度上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现代化，如果再实现了“电气化”，就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电气化”——也就是说经济和技术问题，仅仅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

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和现代化研究的深入，人们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在逐渐深化。现代化是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的说法，[③]已被广泛接受。如，虞和平在《中国现代化历程·绪论》中指出：“从现代化理论的原本含义而言，它是探讨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以下简称‘从传统到现代’）发展的理论”；[④]许纪霖、陈达凯在《中国现代化史·总论》中指出：“我们将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大转变（指“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引者）理解为现代化”，“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⑤]可以说，现代化是一种以物质生产活动方式的转变为基础的从经济到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及思想观念的全方位的转变。这里也有“关键词”，那就是“工业化”，也就是说物质生产活动的变化是整个转变的前提、基础及核心，物质生产活动的变化——从以农业生产为主转变为工业化生产，引起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变化，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⑥]也许，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⑦]

2、关于“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关系

所谓“现代化范式”，是指近年来出现的以现代化为视角叙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是随着我国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进行应运而生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是推动“现代化范式”产生的最强有力的因素。

中国近代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由于在西方冲击下面临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内外矛盾异常激烈，冲突与革命的爆发频率高于以往任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以“革命史范式”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如此，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人们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将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一部革命史。但“革命史范式”有一个重要缺陷：即往往忽视了对近代中国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有时甚至将实业救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等的言行视为反动。再者，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所谓“三大革命高潮”实为不实之词：太平天国是只反清不革命；义和团运动是只反洋不革命。三个革命，两个的性质存在问题，这对“革命史范式”是一个极为不利的情况。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一般是指以暴力反抗或推翻反动政治统治的行为或运动。但是，以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或主要线索，或者以“现代化范式”叙述中国近代史，并不排斥革命，而是将革命包括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并且视革命为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推动作用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社会矛盾异常尖锐而统治集团极端腐朽反动，不肯进行任何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变革，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情况下，革命就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要形式和决定性力量。[⑧]如清末爆发的辛亥革命，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国民大革命，都推翻了当时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反动统治集团，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如此说来，与“革命史范式”相比，“现代化范式”或能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实际情况。

虞和平在《中国现代化历程·绪论》中指出：“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⑨]虽然其中“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的说法显然过于概念化了，但这段话说出了革命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的地位。有论者认为：“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也不失为一个新的思路。但是现代化的视角如果不与革命史的视角相结合，仅仅用现代化理论解释近代历史，也难以科学地恢原历史的真实面目。”[⑩]把革命“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将革命视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是不是可以说将现代化的视角与革命史的视角结合起来了呢？

笔者以为，革命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现代化范式”完全可以将革命史的内容包含其中。“现代化范式”或能比“革命史范式”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实际情况。

二

关于中国现代化历程阶段的划分，反映出人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具体认识。学界对于中国现代化历程各阶段的划分不尽相同，特别是关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早期阶段如何划分，各有所见。本文拟就目下流行的划分中国现代化历程早期阶段的几种意见进行讨论，提出笔者的认识，亦略及此后阶段的划分。

1、关于“自鸦片战争至1911年”

《中国现代化历程》一书提出：“如果从现代化的世界性和主体目标——工业化和民主化来讲，中国的现代化起始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从世界学术界比较公认的现代化发展阶段标准来讲，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了1911年之前的准备阶段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启动阶段。从中国特有的现代化道路来讲，可分为1949年10月之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1949年10月至1978年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1979年至2000年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11]这里提出了划分中国现代化进程阶段的两种不同的标准，但这两种标准在逻辑上并不存在对应性，其各自的含义也不很明确。《中国现代化历程》一书分为“第一卷 前提与准备”（自鸦片战争前至1911年）；“第二卷 启动与抉择”（1912——1949年）；“第三卷 改道与腾飞”（1949——2000年）。将中国现代化历程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实际上是将上述划分阶段的不同标准综合运用而产生的结果。

   关于第一个阶段，《中国现代化历程》认为，在清末70年中，中国进行了一些“现代化的尝试”，也“产生了一些现代性的社会因素”，但从总体上来说，只是为现代化的启动“准备了一些前提条件”。[12]笔者以为，这样的一种划分和解释，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前提与准备”的时间拖得过长了，其原因可能在于将清末70年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进展估计得过低，或将现代化启动的标准定得太高了。

   所谓现代化是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转变的历史进程。[13]如此，这一过程逻辑的起点应该是机器工业的出现。对于中国这个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从其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通过引进西方工业设备和技术，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即应视为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进程的开启。而且从洋务运动以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在引进西方的机器工业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建立培养现代工业和科技人才的各种学校，传播了现代科学知识，西方国家的某些社会政治状况乃至思想观念亦渐为国人所知。[14]甲午战争的惨败，极大地刺激了国人，国人警醒、反思，[15]遂有改制变法的维新运动兴起。这表明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道路上要继续向前走。维新运动虽遭镇压而告失败，而数年之后的清末新政表明，制度的变革已不是仅凭统治者的意愿就可以阻止的；而辛亥革命正是对清王朝贵族统治集团敷衍拖延政治改革的最好的回答。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将中国现代化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不应仅被视为这个进程的“启动”。《中国现代化历程》认为：根据现代化的有关理论，“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就是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运作下，全面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在启动阶段中，政权已掌握在希望发展现代经济的集团的手中，社会制度变革的要求和实践更加剧烈，作为经济现代化建设中坚力量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社会资金有了一定的积累，工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开始从主要是农村的农业生活方式向主要是城市的工业生活方式转变”。[16]将现代化启动的标准定得如此之高、之全面，是否将现代化的启动过于理论化、理想化了？

   2、关于 “1800——1949年”

《中国现代化史》一书，其第一卷的时间断限为1800——1949年；[17]此书现仅出版了第一卷；编者拟以1949——1978年作为其第二卷的内容；[18]如果此书还有第三卷的话，其起始时间就不言自明了。此《中国现代化史》是将近代以来至1949年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前期），两位主编认为，“1949年前的中国，始终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前期：外部世界的挑战出现了，社会内部的现代化因子和集团也在凝聚，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实现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的权力转移，重新平衡社会资源配置，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高效率的、开放的政治共同体，为未来的经济起飞和文明结构全面转型创造前提。这是我们所要研究的这段历史的基本主题”，[19]而在1949年之前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的现代化就是环绕着这一基本主题展开其历史的演变逻辑的。”[20]在《中国现代化史》看来，之所以称清末至1949年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期”，因这一时期有一个“基本主题”，中国的现代化即“环绕”这个主题而展开。

倘笼统地称中国在1949年之前始终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前期，也并非不可以。但是，《中国现代化史》提出的这个“基本主题”则过于抽象。在这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的。在1949年之前的一百余年中，国人先是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西方世界的巨大冲击下，被迫“师夷长技”以自强、自保，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西方世界的认识，继而有政治的改良和革命，以及思想观念的变革。及至20世纪20年代，国人的主要目标是要推翻只知争夺地盘和权力，“缺乏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理念和建设国家、改造社会的目标、纲领和措施”的军阀统治。[21]此后是国共两党因政治理念不同而发生的国内战争。3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打断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22]而且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战救国成为这一时代的最强音。抗战胜利后，反对腐败不堪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成为人心所向，这一时期国人的种种思潮及行动，均由此激发、推动，从而构成这段中国历史进程的主要线索。所以，很难说1949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环绕着”《中国现代化史》所提出的那样一个“基本主题”而展开的。而且，在这110多年中，中国现代化的模式与其进程的方向、路径屡次出现变动，[23]则更难证明确实存在那样一个“基本主题”。其所“环绕”的“基本主题”难以成立，笼统地将1800——1949年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期，即显得不妥。

3、关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

《现代化新论》一书，将中国现代化历程分为四个时期：“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即从自强运动经过维新运动到立宪运动，大约半个世纪，这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始阶段，是在旧王朝体制下探索资本主义发展取向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宣告中国现代化运动初始阶段的结束”；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40年是中国内忧外患同时加深、半边缘化与革命化同步发展的时期。国家的实效统治断裂，现代化处于自发的游离状态，被挤压在一条窄缝中断续地进行”；“1949年革命结束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内部衰败化与半边缘化，第一次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的政治统一与社会稳定。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以来的模式转换……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三次大转折”。[24]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阶段这样的一种划分，笔者认为亦有值得讨论之处。

首先是关于“初始阶段”的划分问题。《现代化新论》明确提出，“中国现代化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模式转换”，《现代化新论》第十三章第三节的题目即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脉络：三次模式大转换”。但书中实际上指明发展模式发生转换的只有两处：“1949年革命的胜利带来了发展模式的一次全面大转换”；[25]“1979以来的模式转换……是1949年模式大转换以来的又一次模式大转换”，并指明这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三次大转折。[26]那第一次“大的发展模式转换”呢？按照此节文中的意思，显然是认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带来发展模式的第一次大转换。但此节在叙述辛亥革命时却称：其最大成就是推翻帝制而确立了共和制度，“这是一次大的国家结构模式转换”，[27]而并未称其为“发展模式转换”。

所谓“国家结构模式转换”是指国家由封建王朝转换为民主共和国，与“发展模式转换”还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为什么不提辛亥革命带来“发展模式转换”呢？因为作者一旦从对中国近代史宏观全景式的鸟瞰，转而进入具体描述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发展，则看不到所谓辛亥革命带来的“发展模式转换”。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辛亥革命非但没有带来中国“发展模式转换”，甚至也没有造成“政治发展断裂”。[28]现代化所须经历的制度变革已由戊戌维新运动而发端，清末新政在继续这一变革过程，这一变革过程并未因辛亥革命而断裂或改变，辛亥革命只是将这一变革过程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按照《现代化新论》以“发展模式转换”作为划分中国现代化进程阶段根据的理论，显然不应把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作为现代化第一个阶段结束的标志。中国早期的这段现代化进程，从“师夷之长技”、开办新式学堂及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到维新变法，从清末各项新政到“预备立宪”，走的是向西方学习，且从器物到制度逐步深化的路径。但正如《现代化新论》所言：“清王朝未能实现从专制王权制向现代君主立宪制的重大转变，就被辛亥革命推翻”。[29]清王朝在被辛亥革命推翻之前，已经开始在经济、军事、教育、法律及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改革，之所以“未能实现从专制王权制向现代君主立宪制的重大转变”，是因为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洲贵族集团唯恐在这个“重大转变”中失去统治特权，他们被狭隘的集团利益所束缚，颟顸愚蒙，冥顽不化，极端腐朽，故不能，也无力完成这个“重大转变”。这也是俄国“变政”、日本“维新”比较成功，而中国“未能”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实现政治制度变革的任务就只能由辛亥革命来完成了。所以说，辛亥革命并没有使清末已经开始的政治变革过程“断裂”，[30]而只是将其这一变革过程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而其“发展模式”并未转换。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心目中的榜样是美国、法国，他们的目标是要把中华民国建设成美、法那样的“共和先进国”。[31]虽然中国当时尚不具备实现这样的目标的条件，但辛亥革命仍对已经腐朽了的中国传统政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君主专制制度的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肯定人民各项自由、权利和民主政治制度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草》），或颁行，或制定出草案，这些都对传统观念造成巨大冲击，对国人的思想是一种极大的解放。[32]

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稳定、进步和繁荣，政局的混乱甚至使一些人认为“民国不如大清”。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在经过洋务运动和政治的维新与革命之后，对中西社会对比反思，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的结果，辛亥革命以后令人感到失望的政治局面则是一个现实的触动和激发。郭廷以指出：向往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对于民国建立后的种种现象感到失望，“他们于失望之余，继续探求救国之道，终于获得了新的觉悟，深感以往努力的方向，过于偏重西方形式的模仿，未曾触及到西方立国的根本精神。变革政治，首须变革社会，变革社会，首须变革人心。消极方面，必须荡涤违背时代的、保守的旧观念、旧信仰、旧人生观，亦即旧文化。积极方面，必须建设适合时代的、进步的新观念、新信仰、新人生观，亦即新文化。简言之，必摒弃传统，彻底西化，先致力于新思潮、或新文化运动，……”[33]这样的解说是中肯的。而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思想观念的引进和极力的宣扬、推崇，对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的批判与否定，只有经过辛亥革命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框架下才可能做这些事情，在清王朝的政治统治下是难以想象的。

至此，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冲击下，中国社会自“师夷长技”所开始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所谓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国人对西方世界认识的逐步深化，走过了从学习引进西方的工业生产技术、科学知识，到维新变法、政治革命，再到思想观念的变革这样三个发展阶段（这一过程同时包含着国人的行动由被迫到比较主动，由盲目到比较自觉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阐述的历史发展规律相一致，也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如前所述，所谓现代化是一个社会从经济、政治到思想观念的整体转型，而那三个阶段的依次递进，就构成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一个完整的认识和一定程度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即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可以名之为“冲击与回应”阶段。

此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国共合作进行国民大革命，“打倒列强，除军阀”，中国的发展道路出现转变。然而国共合作的破裂导致内战及两种政治发展模式的对抗，加之自30年代始日本帝国主义日益严重的侵略，中国社会陷于内争与御侮交替、前进与倒退交织的纷乱和危机之中。直到1949年这种情况方告结束。在这一阶段中，社会经济曾出现相当的发展，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大规模的内战又使其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倒退；政治方面，推翻了反动的军阀政权，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状况有所转变，但形成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政治格局，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被剥夺殆尽，经济社会发展仍举步维艰。这一段的历史发展曲折复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方向的模糊和前景的不确定性。从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个角度来考察，这是一个“前进与倒退”的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空前的统一，医治战争的创伤，改善人民生活，社会开始走上一条显著有别于前两个阶段的、新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50年代初期，国家建设曾出现百业俱兴、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在50年代中期之后，“全国陷入了无休止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运动之中而难以自拔”，在经济发展、政治建设和文化政策等方面均出现严重失误，并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社会动乱，偏离了正确的发展道路。[34]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定改革开放的路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回归于正确的道路。这是一个“偏离与回归”的阶段。

现代化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社会所经历的最为深刻、全面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如何认识现代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如何科学评价其对中国历史发展造成的影响，正确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尚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而不断地总结和探索。

[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10页。

[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③]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17页。

[④]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⑤]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这里特别指出现代化应包含有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⑦]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11页。

[⑧]革命不是社会的常态，社会的常态是人们一刻不停地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科学研究应包括在物质生产活动之内）和正常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革命只是人们在不能忍受社会现状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行为。而且革命的目的不是革命。人们曾经把革命说成是一种天底下最好的事情，要不断革命，永远革命，把革命视为社会生活的常态，那是不妥当的。

[⑨]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绪论》，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⑩] 张海鹏：《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一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11]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绪论》，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卷。

[12]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二卷卷首语》，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二卷。

[1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12页。

[14]马建忠认为：西人“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记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页）；两广总督张树声称：西人“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此其体也”，并批评“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张靖达公奏议》，卷8，第33页）；钟天纬作《格致论》，略述西学源流，扼要地介绍了亚里士多德、培根、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学说；等等。转见于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119页。

[15]梁启超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戊戌政变记》附录一《改革起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13页）。

[16]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二卷卷首语》，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二卷。

[17]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18] 《<中国现代化史>2006年版序》，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19]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第5页。

[20]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第7页。

[21] 张宪文：《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22]当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被打断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如：虞和平指出：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遭受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现代化的已有资源和成就受到巨大损失，以往的发展路径被中断”（《<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二卷卷首语》，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二卷，第366页）；罗荣渠认为：19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中国又出现一次经济增长浪潮，“资本主义商业化、都市化、农业专业化都有明显的推进，……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再次打断了中国的半工业化，中国可能会沿着准资本主义道路缓慢地走下去”（《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500页）；张宪文认为：日本的侵华战争“使中国的现代化遭受严重挫折，延缓了历史进程”（《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23] 清末，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走的是自上而下渐进、改良的道路；经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曾欲效法美国、法国的榜样，把中国建成实行议会民主制度的共和国；北洋政府时期，各派系军阀在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轮番执掌中央政权，经济、文化方面虽有所进步，中国政治则处于混乱乃至倒退之中；孙中山晚年转向以俄为师，而实际上，1927年建立的南京国民党政权走的是一条混合了欧美和苏俄模式的独特道路。

[2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497——501页。

[2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500页。

[2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501页。

[2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498页。

[2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称：“必须指出，辛亥革命引起的政治发展断裂，却没有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499页）。

[2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498页。

[30] “清末民初”成为一个标明历史时期的词组且广泛使用，可视为辛亥革命没有造成社会发展“断裂”的一个反映。

[31] 伍廷芳：《<法国宪政通诠>序》，《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9页。

[32] 民国初年，国人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极为重视，制宪成为民初受到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天坛宪草》的制定过程中，除了政坛中的争斗之外，各界民众在各种报刊上亦发表了许多意见和建议。虽然制宪活动其由于袁世凯的破坏在1913年底夭折，《天坛宪草》被扼杀于摇篮，但制宪活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可低估。参见拙文《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3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7页。

[34] 李云峰：《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