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智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辩证运动过程，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发展深刻观察而得出的科学理论，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规律。笔者拟就马克思、恩格斯所论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祈方家指正。

                一、 社会历史现象的转化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现象在不停地发展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结果往往是变到自己的反面去。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关于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评论，为人们认识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视角。此文中，马克思谴责了印度殖民者对印度社会的掠夺和破坏，同时也指出印度社会的落后和停滞，认为英国破坏了印度自给自足的家庭式公社，“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如此，英国殖民者“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2—683页。]此后，马克思又发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对这一转变中的关键问题——英国人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为社会的改变“创造物质前提”作了阐述。马克思指出，轮船使印度同欧洲建立了经常、迅速的联系，这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使印度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铁路的敷设，使由于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产品的工具而使生产力陷于瘫痪的状态得到改变，并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变化。[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690页。]

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历史亦有相类之处。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长期侵略、掠夺，它们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向中国输出商品，输出资本，掠夺中国的资源，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或间接地屠杀中国人民，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历史灾难。

伴随着血与火的灾难，中国封闭的大门被打开，近代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工业生产的技术和设备、自然科学知识、思想政治学说（其中有马克思主义）也传入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中国人开始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产生了革命政党。中国人民以西方的物质的武器和精神的武器，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以致赶走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入侵，到其终被中国人民打败、赶走，历史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时也学习、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思想观念，改造了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政治体制和思想观念，使中国开始了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此种情形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3年10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5页。]而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也正是在“左”的东西恶性发展，以至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的 “动乱”、“浩劫”，中华民族经受了深重的历史灾难之后开始的。

宏观的历史进程如此，具体的史事亦仰俯可见。如清末，清王朝的统治者编练新军，为此投入巨额财力物力，引进西方全套的武器装备、操典，并聘请外国教官、顾问，以及改革传统的招兵方法，向国外派军事留学生（如严复留英学习海军、段祺瑞留德学习炮兵）等等。清王朝编练新军，当然是为了巩固其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但是当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爆发之日，起义队伍中，清王朝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是主力。历史的发展与统治者的初衷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这种历史现象、历史进程的变化与转折，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二、 否定之否定：历史发展的螺旋形式

人类历史的辩证发展，还突出地表现在人类历史是以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形式向前发展的。人类历史发展经历着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马克思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9页。]列宁指出：“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之否定”），发展是按照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3页]这样一种否定之否定，可以认为是社会历史现象转化的继续。而且当我们从各个层次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时，都可以发现这种现象。

人类社会最初经历的是原始公社时代。在这个阶段，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特权者，没有阶级的区别。这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根据唯物史观，随着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能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人类将放弃私有制，阶级、国家将消亡，一个新的没有阶级差异的社会将再次出现。如此，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无阶级社会——阶级社会——无阶级社会，这即构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但未来的无阶级社会绝非当初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根据自已研究，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他指出：“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不过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得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力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知识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56页。]这正是对人类社会这一辩证发展过程的卓越阐释。

这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宏观的考察，人类社会历史中其他层次的很多现象亦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

人类社会初期，人们主要靠采集野生的果实，捕获猎物，维持生存，进而培育、种植各种作物，驯养各种牲畜，进入农业社会。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人们对各种食品的加工程度越来越深，添加剂也越来越多、越复杂，以致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健康，于是人们又转而大力提倡天然食品、绿色食品，商家则往往标榜自己的产品“滴滴纯天然”。

人类最初主要生活在原野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城市成为文明的象征，人们逐渐由“野人”转变为“城里人”、“市民”，许多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想方设法要进入城市；当社会又向前发展，乡间已经再次成为令人向往的居住之所在。

再如社会的统治——管理方式。人类社会初期曾经历了原始民主制度，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各地区、各民族所形成的社会统治——管理制度，基本上均是少数人的统治，无论是王权专制，还是贵族寡头的统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形成，经过各种形式的变革——和平的或暴力的，流血的或不流血的，逐渐又建立起了具体形式各异的民主的社会管理制度。这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辛曲折的斗争，多少人为此流血牺牲，终于把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全部赶出中国。曾几何时，中国由于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又将西方资本、资本主义的经营模式引进中国。当然，其时代背景和资本进入中国的具体方式均已发生重大变化，但西方资本和经营模式进入中国这一核心的东西没变。资本入侵——资本被赶走——资本再次进入，这又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此外，社会生活中这种否定之否定的现象是很常见的。例如，中国在近几十年内，就出现了许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现象，如设立军衔制度，后取消军衔，若干年后又恢复军衔制度；农民由一家一户的“单干”，进而搞农业集体化，又转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服装式样的变化等等。这种种的转变、回归现象，当然并非简单地重复，而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

           三、 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

“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这一命题，出于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论述：“黑格尔指出：‘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这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页。]由此观之，同中国的思想家一样，西方学者也很关注人性的善恶问题——黑格尔即主张“性恶说”。

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命题：恶本是贬义词，是应该被否定的东西，但是恶却也可能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杠杆，一种推动力。

当然，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恶不是“恶”这个概念的全部外延。在人类历史上，恶是剥削压迫、侵略扩张、掠夺屠杀。这些恶造成多少世间的惨剧，造成多少人类的灾难，又造成多少历史的倒退。恶是毁坏文明，阻碍历史进步东西。历史的发展进步靠的是人们辛勤的劳作、艰难的创造以致流血的革命，“恶”只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方具有某种推动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

这里还涉及到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背反问题。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指出：“这个时代的人们，虽然令我们感到值得称赞，他们彼此完全没有差别，他们都仍依存于——用马克思的话说——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权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使人感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退化，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3页。]

从野蛮过渡到文明，这无疑是人类的一个巨大进步。从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发展到阶级社会的私有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评价，它是发展、进步，但从道德的角度评价，它包含着人的一种堕落、倒退。这个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二律背反问题，也是观察、阐述人类历史辩证发展的一个角度。

关于这一思想，恩格斯还有进一步的论述。恩格斯在论及文明时代的私有制及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等时指出：“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恩格斯这里谴责文明时代的私有制度给人类社会和人的秉赋、道德造成的损害和堕落，但也肯定了文明时代的“这种基本制度”对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所起的推动作用，这与前述马克思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论述，在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二律背反问题，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历史进步而道德堕落，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人类的道德也随之而不断进步，其实更是人类道德状况的主流。在原始时代，食人、杂乱的性关系不是不道德的，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这些行为变得不道德了，某些国家的学者甚至羞于承认本民族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行为。[ 恩格斯：《爱尔兰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58——559页。

]这说明人类的道德标准不仅仅是改变了，而且还进步了，更加文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观念、重男轻女的行为和观念，以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一而终等婚姻方面的行为和观念，都曾经是标准的社会规范，是道德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个人的权利、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等，成为新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而传统的那些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均逐渐被人们所摒弃。

总之，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的道德标准也随之而不断改变和进步，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不断否定那些已不适应社会生活的某些既有的道德标准。但也有一些道德标准是超越时空的，长久地不变的。如急公好义、舍已为群、诚信、公正等；而贪污、贿赂、造假、欺诈等，不论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都是被否定的。

应该强调的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当社会转型、社会生活发生剧烈变动之日，往往是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呈现明显的背反之时。人类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是这样；当我们从传统社会急剧地向现代社会转型之时，又呈现类似的情况，所谓经济发展、道德滑坡即是。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辩证发展的思想，是对人类历史发展深刻观察而得出的科学理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社会生活并采取正确的态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刊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