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智

       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们这个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社会热议不衰的话题。作为既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染，又对欧洲文明有深刻研究的学人，陈乐民先生对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问题，自有他的独到认识（ 陈乐民：《在中西之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有论者认为，中国哲学至高无上，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中必取得中心地位；海外“新儒家”，既要弘扬民族文化，又要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且认为中国儒学可以把西方的哲学思想吸纳进来，以形成一种适应和促进“现代化”进程的“新儒学”。“在这些眼花缭乱的见解之间”，陈先生曾有过“徘徊”。但陈先生“最终还是认同”谭其骧先生“那短短的一句话”：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扯不上关系（陈乐民：《在中西之间》，第177页）。读罢《在中西之间》，笔者深以为然。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所以“扯不上关系”，是因为二者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均有不同，不属于同一种社会形态。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页）。这是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论述。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这一论述特别予以强调并指出：“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车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7页）。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种社会形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传统社会建立于聚族而居的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社会政治生活中则是王权专制、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形成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一个整体。

陈乐民先生认为：“直到19世纪中叶与西方文明相碰撞以前，大体上是朝代相因的‘自我循环’，‘改朝换代’没有发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突破性变化，更没有改掉与封建宗法专制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传统”（陈乐民：《在中西之间》，第187页）。古代西方社会，其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虽与中国有所不同，但其本质上是与中国相当的农业社会。而近代以来经过工业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渐次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所以，19世纪中叶，当中国受到西方冲击之时，“中国代表的是‘古’，而西方代表的是‘今’”（陈乐民：《在中西之间》，第187页），近代以来国人辩争不息、纷扰不止的中西之异，实际是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之别。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坚船利炮、声光化电之优，已为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等人所不讳言，且深感“师夷长技”之亟，遂有此后行“自强新政”期达“制夷”之效。至于伦常名教、风俗人心，则咸谓中胜于西，遂曾有“中体西用”之说“举国以为至言”局面的出现（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版1936年，第71页）。

严复深悟中西社会差别，他对于将西学置于“用”的层面并不认同。他曾这样表述中西社会的不同：“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严复：《论世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虽然这样的比较、概括或有简单、片面之嫌，但无妨其大旨的可取。

严氏所列中西社会这些迥然有别之异，实际上是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差别。中国的既有文化形成于中国特定的传统农业社会，曾对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当历史的脚步走入17世纪，中国传统文明已走向衰落，特别是当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兴起和向全球的扩张，中国传统文明受到严重冲击，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已经无法沿着老路继续走下去。借鉴、“拿来”现代西方文明，使中华文明得以更新、改造，才能焕发新的活力，融入世界历史潮流，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和动力。但是国人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严复曾胪列中国“仿行西法”的种种设施：总署、船政、招商局、制造局、海军、矿务、学堂、铁道等等，指出，“此皆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而迁地弗良，若亡若存，辄有淮橘为枳之叹”（严复：《原强》，《严复集》，第一册，第15页），这其中的原由就在于社会形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正是在对洋务运动的深刻反思之上，发生了戊戌维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的维新、革命与及思想文化的变革。严复则力主引进西方社会思想观念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见《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第27—32页）。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严氏“新民德”思想的正确与深刻。

中国传统文明悠久深厚，这既是国人值得自豪、夸耀的资本，同时也是使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而现实生活中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在物质生活中享用着现代工业文明的种种成果，却一个劲儿地否定建设于现代工业文明之上的制度和观念，而弘扬所谓“传统”文化，不解其中是何道理。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种种丑恶现象，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的，难道不正是权大于法、只讲人情关系而枉顾国家法纪、无视公民的权利和尊严、虚言夸饰、表面文章等等这些渗透着传统文化精神的东西！

由于种种原因，国人长期以来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属于现代社会文明的内容贴上“西方”的标签，或即有鉴于此，前总理温家宝特别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光明日报》2007年3月17日）。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的继续推进，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体现着现代文明精神的价值观必将融进我们的社会生活，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国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