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智

      罗荣渠先生《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以下简称《一元多线》。]在论述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问题时，[《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多有引述及阐释。笔者以为，其中某些引述及阐释不同程度地脱离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论述之具体的、特定的背景和环境，并不符合其在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的精神或含义。兹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探索历史发展类型的尝试”，还是关于所有制形式的阐述？

   《一元多线》在讨论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是单线还是多线问题时称：“马克思早年显然受古典进化论的影响，但就他的历史观而言，从他留下的大量著作来看，并未发现明显的单线发展的观点。虽然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几种社会形式，可说是探索历史发展类型的尝试，但他从未把它视为历史研究的公式或图示。”[《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59页。此段文字前，《现代化新论》先介绍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著作， 称“现在的人类学家把摩尔根视为古典进化论的杰出代表”， 并对古典进化论作了一番评述， 然后说了本文所引述的这段话。但是，《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古代社会》出版于1877年，另一位《现代化新论》没有提到的古典进化论代表人物，英国学者泰勒(E.B.Tylor，1832—1917)的重要著作《原始文化》出版于1871年。而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写成于1845——1846年，此时还不可能看到古典进化论的这些著作。]

《一元多线》上述对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内容的概括、引述及阐释，或有不当之处。

《一元多线》称：“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几种社会形式”，但并未注明其所指的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论述之具体所在。[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现代化新论》所谓“提出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几种社会形式”的论述。若果有，《现代化新论》为什么不注明其具体所在呢？]读遍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元多线》所指只能是其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的“A.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节中的有关论述。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分工的发展及所有制的发展变化等问题。但是，准确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所着重论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发展及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也只是“部落﹝Stamm﹞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等三种所有制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29页。《现代化》所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均未注明版次，但此章文字先以《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所据不可能是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1995年版；后收入《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书时，文中所涉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各段引文并未根椐1995年版进行改动，故本文所引、所论亦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为据。实际上本文所涉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几段话，在两个版本中几乎完全一致，仅个别字词稍有改动。]而并非《一元多线》所谓“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几种社会形式”。

让我们来看被《一元多线》加以概括的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的原文：“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所有制。它是与生产的不发达的阶段相适应的，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畜牧，或者最多是靠耕作生活的。……在这个阶段上，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产生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国家之间的对立也相继出现。……

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与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某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古代世界的奴隶，而是小农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8页。这段文字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27页。因为篇幅所限，笔者这里的引述仍嫌简略——甚至是过于简略，主要是为了应照《现代化新论》中所谓“虽然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几种社会形式，可说是探索历史发展类型的尝试，但他从未把它视为历史研究的公式或图示”云云。再，《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现代化》仅称“他在”“他从未”，显然欠妥。欲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段话的原意，请去读其原文。]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是在论述所有制形式的变化，特别是所有制变化与生产力发展以及分工的发展的关系，而且讲的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发展过程。此外，在论述第二、三种所有制形式时，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到的情况均为“罗马和野蛮人”、“高卢人”、“东罗马帝国和土耳其人”、“意大利”、“李奇尼乌斯土地法”、“罗马的征服”、“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等关于欧洲的事情。[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8页。]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这三种所有制时，所着眼的基本上为欧洲的历史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提出”的也是欧洲历史上前后相继的三种所有制形式，而非“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几种社会形式”，“探索历史发展类型的尝试”云云，当属臆断。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专题论述的时候，为什么要对生产力发展、分工的发展、所有制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等级、阶级结构的变化等问题集中做这样比较概括的阐述呢？还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回答吧：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而当时的情况是，德国的哲学界，“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虽哲学观点有异，但他们却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的信念：“即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者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23页。]“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才要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问题进行讨论之前，集中讲一讲现实的人和他们的现实生活，从而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设置一个“现实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

所以，《一元多线》所谓“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几种社会形式，可说是探索历史发展类型的尝试”，脱离了原著的背景和环境，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这段论述的臆断或曲解；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是因为要为讨论“德意志意识形态”问题设置一个“现实的前提”，而在此对人类社会历史上生产力发展、分工的发展及所有制的发展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概括的阐述，并提出人类历史上曾出现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等三种所有制形式。

正是在阐述了这个“现实的前提”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告诉人们“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并接着讲了下面这段话：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的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而《一元多线》对这段话却是这样引用的：

虽然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几种社会形式，可说是探索历史发展类型的尝试，但他从未把它视为历史研究的公式或图示。他在书中写道：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的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用来把各个历史时代修剪齐整的处方或图式。（着重点是引者所加，引文按英译本略有改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59—60页。]

《一元多线》这样地引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而且删掉了其中的一句并非可有可无的话，使这段话完全脱离了，甚至是改变了原来的理论环境和语言环境，从而使人难以弄清这段话的背景及原意。更为关键的是，《一元多线》还“略有改动”了一句话。这句话被改动前后是很有一些区别的：被改动了的那句话起了直接论证《一元多线》所谓“但他从未把它视为历史研究的公式或图示”这句话的作用；而原来未经改动的那句话则没有这样的效果，与这句话没有直接的联系。

《一元多线》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这句话的译文所作的改动是十分不妥当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文是德文，如果要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文句有所改动，也应该根据德文原文才是，怎能根据已经过移译的英文。这是基本常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编者的话》称：“编入选集的全部文献都根据原文重新校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而被《一元多线》“按英译本略有改动”的那句话仍一如1972年版，未做任何改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74页。]在新旧一致的两个版本与《一元多线》之间，我当然相信前者。而且，《一元多线》只说“按英译本……”,却并不注明此英译本的版次、页数。这亦令人不解。

不在原来的理论背景和语言环境下理解、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而是脱离当时的理论背景和语言环境，或者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当时的理论背景和语言环境进行“改造”，从而使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向自己要表达的意思靠拢，这就是《一元多线》之问题所在。

此外，《一元多线》中“虽然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几种社会形式，可说是探索历史发展类型的尝试，但他从未把它视为历史研究的公式或图示”这段话，在逻辑上也是有问题的：称“虽然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几种社会形式，……但他从未把它视为历史研究的公式或图示”，其含意即是认为马克思是以“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几种社会形式”为一种“时代序列”，怎能同时又称这些论述“可说是探索历史发展类型的尝试”呢 ？

二、“社会发展类型”，还是“时代序列”？

    《一元多线》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进行了这样的概述和阐释：

后来，马克思在《序言》中……，也是从社会发展类型的角度排列出几种生产方式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此种排列顺序的逻辑根据是：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出现好几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其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尚保存土地公有制，因而与原始公社制最接近，而封建生产方式则在欧洲直接演变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较之古代的即奴隶制生产方式更为解放生产力。这样，把马克思当时所知道的几种社会形态即生产方式按其发展的高低水平排列，就形成《序言》中那个大致的序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61页。]

《现代化》如此概述并阐释马克思的这段话，难称严谨。

何以见得？请看《一元多线》所概述的马克思的那段原话：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两相对照，我以为《一元多线》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一元多线》对于其后就将进行相当多的分析和阐释的马克思一段如此关键的话，并不对原文做完整的引述，而只是加以如此简单的概述，并且在马克思这段话的前边加上了“也是从社会发展类型的角度”这样限制性的语句，以表达一个其个人的主观判断。

再者，根据《一元多线》对马克思这段话的概述和阐释，马克思在做“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排列时，其所依循的是两个不同的“逻辑根据”：前边三种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虽有水平的不同，但都是“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出现好几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并无前后相继的关系，而只有“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与封建生产方式相衔接，产生于欧洲封建生产方式之后。如以图表，可得下式：

               ↗ 亚细亚的

原始社会 → 古代的

               ↘ 封建的 → 现代资产阶级的

显然，这很难说是马克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句话的本意。马克思在此并非是“从社会发展类型的角度”排列这出几种生产方式，因为马克思在列出这几种生产方式之后明明说的是，这“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重点符号为笔者所加）”。如果把这段话放回其原本的具体语言环境中分析，其“时代序列”性就更为明显。

马克思原著中的这个较长的自然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阐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或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原理。本文前边所引述的是其中的一段，这段话的前一部分，马克思是在论述社会形态的更替问题，论述社会形态更替的经济条件，并随后列举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而且特别强调“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更增加了这一列举的“时代序列”性色彩。

即使如《一元多线》所说，“从马克思关于世界史的许多具体论述来看，特别是从他晚年的著作来看，……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是多线式的而不是单线式的，至少他晚年的观点是明显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61页。]但这并不等于马克思在其他时候和某些情况下，也都一贯认为历史发展是多线的，或对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阐述得都十分明确、清楚。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也有发展的过程、前后的变化。不能因为马克思“晚年的观点是明显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而不对其此前与之存在差异的论述做实事求是的分析。

《一元多线》还征引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话，以论证马克思是历史发展多线说。[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63页。]然而即便是主张“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观点从来就不是单线式的”霍布斯鲍姆，也并不认为马克思的那段话“也是从社会发展类型的角度排列出几种生产方式”。霍布斯鲍姆在《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导言》中称：

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时期的经典定义出现在《序言》（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引者注）一文里。马克思在《序言》里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或恩格斯在他们的余年里都不满意这个时代序列。这个序列以及在作为序列背景材料的《形态》（指《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引者注）中进行的大量讨论，并不是理论上的成果，而是观察的结果。……马克思在观察实际的历史纪录时，认为他能分清某些社会经济形态和某种连续性。即使他的观察有错误，或者这些观察是根据片面的，因而会把人引入歧途的材料作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的理论仍不会受影响。[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显然，霍布斯鲍姆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马克思观察历史时得出的“时代序列”，而不是所谓“多线式”的“社会发展类型”。如此，才可能有以后的“不满意”。

话说回来，难道罗氏自己就是那么坚定、一贯地认为马克思的那段话说的是“从社会发展类型的角度”排列这出几种生产方式吗？也不见得。因为，就在《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书的第一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中，对于马克思的这同一段话，罗氏却是这样引述和阐释的：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历史发展阶段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世界历史的分期，沿用欧洲早期人文主义者使用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的三分法，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他自己的历史发展的系列：“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18—19页。]

显然，这里是在讨论“历史发展阶段”、“世界历史的分期”问题，罗氏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这几种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一个“他自己的历史发展的系列”。对马克思的同一段话，《一元多线》彼处认为是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他自己的历史发展的系列”，此处则又解释为“社会发展类型”说，其自相矛盾显露无遗。

三、大地产、大资本的形成，还是农民土地被剥夺？

    《一元多线》在阐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道路问题的论述时称：

关于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马克思做过专门研究，他在《资本论》中历史地分析了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与进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１９—２６８页）。但他后来曾郑重声明：“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４3０页）,并且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解释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同上，第１３０页）。马克思意味深长地指出，在古代罗马历史发展过程中，罗马自由农民的小土地被剥夺之后，蕴含着大地产和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这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初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但其结果却完全不同：“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导言》，见《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10页）。这些论述充分证明，单线式的历史发展公式与马克思的辩证的发展思想是格格不入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62—63页。此引文中马克思“意味深长地指出”的这段话本出于《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但罗文却标注其引自霍布斯保姆所著“《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导言》，见《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10页”。而《现代化》所引述的霍布斯保姆的另一段话（“明确地说，……这种讨论是相当先进的。”），则恰在此书第9—10页，但《现代化》却标注为此书“第431页”。而《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书为上下两册，分别排页，最后一页各是第378页和第379页，其“第431页”并不存在。注释中的这种错乱，在此节文字最初以《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题发表于《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时即存在，其后此文收入《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书先后两个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增订版）时，均无任何变化。]

《一元多线》上述对马克思这几段有关论述的引述及阐释，或存在与其在马克思原著中的论述不相符合之处。

首先，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所说的“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的“运动”,指的是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那个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的“对农民的剥夺”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４３０页。]既非指“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亦非“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与进程”；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所“反对”的，也不是《一元多线》所说的“把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解释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而是“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３０页。]“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道路，是存在重要区别的不同概念，不应混为一谈。[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分析，见拙文《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西欧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道路?》，《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

再者，《一元多线》对马克思关于古罗马平民命运那段所谓“意味深长”的话的引述，也不符合其在原著中的含义。我们来看马克思这段话的原文：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

那么，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131页。]

马克思这里要论述的中心问题是俄国是否可以或应该走西欧经过剥夺农民土地，使其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分离的运动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要批驳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将其关于英国及西欧其他国家资本主义生产起源道路的论述滥用于俄国，主张“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俄国就不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显然，所谓“马克思意味深长地指出”的，其实是马克思为更加有力地说明米海洛夫斯基这一做法的荒谬而再“举个例子”，以古罗马自由农民的小土地的被剥夺的历史情况，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初农民土地被剥夺的情况相比较，说明二者虽颇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而其结果也就完全不同：一是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同时发展起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一是变成“雇佣工人”，同时发展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也可说明，前述马克思“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一句中的“运动”，所指的就是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时那个剥夺农民的运动，而不是别的什么。

]马克思为什么要用这一古罗马的事例来论证当代欧洲的问题？因为二者有可比性。其可比性在哪？在于这是两个“极为相似”的历史现象，虽二者古今时代不同，但它们都是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都蕴含着大地产和大货币资本的形成过程。

我们再来看《一元多线》的引述：“马克思意味深长地指出，在古代罗马历史发展过程中，罗马自由农民的小土地被剥夺之后，蕴含着大地产和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这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初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其与马克思原著中的论述不相符合的问题就显露出来。马克思原著中讲的是：“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指罗马自由农民——引者注）被剥夺了”，然后进一步说明“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这里，罗马农民被剥夺，是马克思关注的核心问题，这是与此文涉及的中心问题，即农民土地被剥夺，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相的问题相对应的。而《现代化》在引述时对马克思原著中的这段话作了某些改动，以“罗马自由农民的小土地被剥夺之后”，将本来是这个事例中心内容的罗马农民土地被剥夺变为了这个句子中的一个状语，而“蕴含着大地产和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变成了实际上的主语，如此，与之相对应的西欧情况也即随之改变了。而且，接在后边的这句“这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初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具体是指“之初的”什么“情况”，也未予说明。按照《一元多线》所转述的这段话本身的逻辑，当然应该甚至只能解释为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初”土地集中、资本积累这一情况相似。但这明显不符合马克思原著中那段话的意思。如果解释为是指与其时西欧农民土地被剥夺这一情况相似（这显然是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这里举古罗马农民土地被剥夺的事例，所要对应的当然是“资本主义兴起之初”西欧国家农民小土地亦被剥夺的情况），这就会导出马克思是将什么“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的问题，而这就不符合《一元多线》欲以此“充分证明”马克思主张历史发展多线说的意图了。

笔者以为，既然这是马克思一段“意味深长”的关键话语，就应尽量引述其原文，而不宜作掺入了己意的转述。以这样一个不符合马克思原著含义的转述来论证人类历史发展多线说，有损于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道路问题之论述的科学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论述某个问题时均有着特定的背景及环境，论述过程亦蕴含严密的逻辑。引述及阐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须忠实于原著及原著的论说背景及环境。唯如此，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及其论述的内在逻辑，正确运用其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和方法，科学地论证要说明的问题。而不应因当下的需要，脱离马克思、恩格斯某一论述之具体的、特定的背景和环境，做出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含义不相符合的引述及阐释。那样做的结果是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 

  （刊于《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