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智

     长期以来流行的说法是，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属历史唯心主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上一直都是这样写的。[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并没有变化。见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247页；吴黎平、艾思奇：《唯物史观》，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3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2页；杜吉泽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论及“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时称：“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把地理环境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片面夸大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这种观点同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相违背，因而是错误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等等。]但笔者认为，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之所论内容并非都是唯心主义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地理环境问题的学说也是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一种与近代西方地理学派代表人物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既有相同之点，又存在重大区别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笔者兹试述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先来看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孟德斯鸠认为世界各地的气候不同，因此造成了各民族性格和心态的不同，而人们的这些不同又造成了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他是这样说的：“人们在寒冷气候下，便有较充沛的精力”， 有较强的自信、较大的勇气，炎热的气候使人心神萎靡，“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70—271页。]“热带民族的怯葸常常使这些民族成为奴隶，而寒冷气候的民族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墨西哥和秘鲁的专制国家都是接近赤道的；差不多所有自由的小民族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接近两极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26—327页。]

   此外，孟德斯鸠认为土壤的肥沃或贫瘠会影响民族性格及法律和政治制度，他说，“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 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36—337页。]又说，土地优良会使人产生依赖性，“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 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34页。]孟德斯鸠认为人们所居住的位置、地形等因素也会影响民族性格及法律和政治制度。“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主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34—335页。]“岛屿的人民比大陆的人民爱好自由”。[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37页。]

   孟德斯鸠还曾论及“各民族谋生的方式”对法律产生的影响，他说：“一个从事商业与航海的民族比一个只满足于耕种土地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范围要广得多。从事农业的民族比那些以畜牧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内容要多得多。从事畜牧的民族比以狩猎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内容那就更多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39页。]这里涉及了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个影响政治、法律制度的关键因素（这实际上已不仅是在讨论地理环境问题），但这样的认识孟德斯鸠只是偶尔提及，未见其做任何进一步的论述，这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尚不明确，而淹没在气候与性格的众多论述之中。

   总的来看，但孟德斯鸠最为看重的还是气候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在《论法的精神》中，他用四章分别论述法律、民事奴隶制的法律、家庭奴隶制的法律、政治奴役的法律和气候的关系；用一章论述法律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

   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气质性格，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气质性格进而决定人们采用何种法律的、政治的制度，这是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要旨所在。而孟德斯鸠对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这种解释，只是观察到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些表面现象，肤浅地直接从地理环境中的某种因素中去寻找形成某种民族性格的原因，又单纯地从人的精神因素去解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复杂的法律、政治现象，而认识不到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包括民族性格的形成)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故而未能正确说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

    虽然如此，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进步意义。“地理环境决定论”把社会生活现象的根源归结为客观物质环境，在18世纪的法国，这种理论是对天主教神学的有力批判，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问题的探索中向科学迈进的重要一步，已开始走出唯心主义的迷宫。[孟德斯鸠之后，集西方古典哲学之大成的黑格尔对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做有更为深刻的论述，将近代西方学者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但黑格尔的有关论述我国现有的哲学教科书均未见提及。参见李学智：《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孟德斯鸠、黑格尔“地理环境决定论”史观比较》，《东方论坛》2009年第4期。]

                     二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的论述，我认为也是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然而是一种与孟德斯鸠不同的、唯物史观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马克思、恩格斯批评唯心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93页。]认为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历史本身的重要内容。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的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这一社会的外部环境……”[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1页。重点符号为原文所有。]恩格斯在这里的阐述是明确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历史的决定基础”，而地理环境是包括在这个经济关系之中的，是经济关系“赖以发展的……基础”。

   如何认识地理环境因素在经济关系中的具体作用和其所发挥的影响呢？马克思、恩格斯将地理环境视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参与者，是劳动过程的要素之一。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09页。] 马克思则进一步指明劳动过程所具有的三个要素：“有目的的活劳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劳动材料或劳动对象，指的即是地理环境中的森林、土地、河流、矿藏等因素。作为劳动材料或劳动对象的这些地理环境因素，当然会影响到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对经济关系以至这一人类文明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指“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和“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引者注）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那么，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影响能达到怎样的程度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文明初期，某一地理环境对成长于其中的那个人类共同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情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进而决定那个人类文明的类型及其发展进程。

   马克思在论述人类文明初期劳动分工和产品交换问题的时候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7页。]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但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特别是在古代人类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只能因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形成自己的物质生产的类型和具体的内容及方式。如，生活在大河流域的人们，因其自然条件，往往主要从事农耕，多成为农业民族（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代中国等）；生活在草原、高原地带的人们，因其自然条件，主要从事畜牧业，多成为游牧民族（如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等）；而生活于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人、腓尼基人，则因其自然条件，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同时，手工业、商业也比较发达。

   马克思在论述公社所有制问题时指出：“不管怎样，公社或部落成员对部落土地（即对于部落所居住的土地）的关系的这种种不同的形式，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天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以所有者的资格对待土地，就是说，用劳动来获取土地的果实；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受物理条件决定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事件等等的变动。”[ 《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页。]这里，马克思在分析决定公社或部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各种因素时，对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这些地理环境因素给以重要的地位。恩格斯则指出：“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 《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0页。]且不论恩格斯关于东方民族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具体结论如何，这段话足以表明，他认为，在古代社会，地理环境状况对形成何种土地所有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此外，恩格斯在对古代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发展情况进行比较时指出：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在在可供人类利用的动物、植物资源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欧洲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在美洲大陆，在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玉蜀黍。自然条件的这些差异，使这两个大陆形成了不同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类型，“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表明，他们认为，在古代人类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地理环境因素通过作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要素之一的劳动对象而实现的，作为劳动对象，地理环境因素决定了物质生产活动的类型、方式等 ，并通过影响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进而间接地影响到这一人类文明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此，世界各个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就使成长于其中的各个古代人类文明产生了许多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形成了不同的类型。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先秦时期的中国与古希腊雅典的情况为例做一分析。古代中国文明主要发源地之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先秦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平原广漠，土壤疏松肥沃，水源也较丰富，宜于农耕生活。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正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以及由此造成的农业生产劳动中，形成了一种比较闭塞的、“男耕女织”的小农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活，商业活动和一般劳动者的关系很少，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人们世世代代聚族而居，“死徙无出乡”，氏族血缘关系在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中受到的冲击和破坏甚小。在这种经济社会生活基础之上形成的是家族中的家长制和国家政治中宗法专制王权的统治，并形成与之相应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社会习俗等等。

   古代希腊雅典地区地理环境的情况则与中国黄河流域迥然有别。希腊地区的气候属典型的地中海类型，夏季干燥少雨，冬季温暖湿润。整个希腊地区境内多山，只在沿海地区有一些狭小的平原，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土地贫瘠，水源缺乏，粮食收获不足，长期依赖从海外输入；然而这个地区适于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的生长，坡地适宜养羊，有从事手工业的良好条件，葡萄酒、橄榄油的酿制和毛纺织业等都较发达。雅典地区三面环海，有优良的港湾，地中海上岛屿星罗棋布，这为雅典人与地中海周围的古埃及、小亚细亚等其他文明地区的联系、交往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发达的海外贸易对于雅典来说，实属必要，实所必然，而需以手工业产品支付粮食的进口，则有力地促进了其手工业的发展，使之日趋繁荣。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发达的结果，是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力量的强大和原有氏族血缘关系的彻底摧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奴隶主民主政体，并形成一整套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社会习俗等等。

     先秦中国与古代雅典文明发展中存在着的这些差异非常明显，是难以否认的，而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其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于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类文明，在西欧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之前，基本上是在其各自具体、特定的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这就不能不带有其文明产生过程中，在不同地理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各自特征的社会生活所打上的深刻的烙印。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地理环境学说中的重要思想。这可以说也是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但这是唯物史观科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三

   如上所述，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学者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虽然看到了气候、土壤、地理位置这些客观物质世界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所具有的重大影响，但由于其不懂得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决定着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实践活动，因而也无法认识到，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发生联系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人类主要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只是肤浅地认为地理环境因素首先作用于人们的心理状态与气质性格，人们不同的心理状态与气质性格又造成了不同的法律、政治制度。这样的解释仍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是不科学的，未能正确说明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图式：

    地理环境 → 民族气质性格 → 社会法律、政治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地理环境学说图式：

    地理环境 → 物质生产活动 → 社会政治、精神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特别强调，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正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发生了最直接、最主要的联系，地理环境因素作为生产过程要素之一的劳动对象，在古代人类文明形成过程中，对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产生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并通过对物质生产活动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及整个社会以后的发展进程。笔者以为，这才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解释。

   那么，地理环境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心理状态、气质性格的形成有无影响？如何影响？影响怎样呢？关于这个问题，虽未见到马克思、恩格斯直接的论述，但我们可以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唯物史观的指导做出科学的解释。

   如前所述，在人类文明初期，某一人类共同体都是在特定的某种地理环境中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地理环境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对象对这一人类共同体的物质生产活动具有决定性影响，如生活于高原、草原地带的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生活于大河流域的人们多过着农耕生活。正是在这种由某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形成的具体的生产活动中，人们一方面在改变着自然，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本身。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炼出新的品质，……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4页。]人们的心理状态、气质性格即包含于其中。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从事着不同类型的物质生产活动，其在生产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气质性格就必然有所不同。如此，即可以说这些不同带有地理环境所打上的烙印。而且，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在某种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一套政治、法律制度及哲学、道德观念之时，某一人类共同体的气质性格的形成还会同时受到这些社会因素的重要影响（如前图示）。

   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活动→社会政治、精神生活（及民族气质性格）

   而这个过程在孟德斯鸠那里是这样的：

   地理环境 → 民族气质性格 → 社会法律、政治制度

   具体来说，蒙古族牧民粗犷、豪放、剽悍的气质性格的形成，主要原因并不是其生活所在的大草原这个地理环境中的气候、景色等因素，而是他们因这种地理环境而形成的物质生产活动——游牧，以及以这种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自古以来及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民族的温和、善良、谦恭的民族性格，也并非来源于黄河、长江流域较为温和的气候，而主要是在世世代代比较稳定、平和、规律性很强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以及在这种物质生产活动之上产生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影响下形成的；而古代雅典人机敏、开朗、和富于想像的气质性格的形成，其主要原因并非是地中海沿岸的气候和风光，而是因其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手工业、商业及海外贸易比较发达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

   人是社会动物。共居山林之中，村庄中的山民与寺庙里自小出家的和尚气质性格不会相同；同处大海之滨，以打渔为生的渔民与海滨城镇中的工匠气质性格也互有差异。脱离了人的社会生活，受到狼的哺育，会成为“狼孩”，而且在我国和秘鲁还都出现过儿童和猪在一起而成为“猪孩”的例子。[闲斋：《狼孩与猪孩》，《光明日报》1988年4月10日；《辽宁“猪孩”成人记》，《羊城晚报·海外版》1990年9月29日；《昔日“猪孩”换新颜》，《解放日报》1991年10月15日；亚山：《秘鲁“猪孩”》，《天津日报》1989年1月2日。]人们的某种气质性格的形成，关键在于参加了在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某种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才和地理环境发生了联系，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也为我们解释为什么生活在同一地理环境中的同一民族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或操不同职业的人们，其气质性格又会有明显的差别。至于地理环境因素，如气候、海陆位置、景色等，对人们心理状态和气质性格的直接影响也是不能完全否认的，但那种影响与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相比，无疑是微弱和暂时性的。

    综上所述，与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地理环境学说是一种唯物史观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学说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其唯物史观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科学表述，其为我们解释为什么不同地区的人类古代文明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