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智

       笔者所见有关中华民国国旗和陆军旗的一些记述，或存在某些舛误。兹择数端，试正如下。

                          一

    《中华民国史大词典》关于“五色旗”一词的释文为：

     旗面由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构成，分别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象征五族共和。1911年11月，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光复后，革命党人以此旗作为革命政权的标识。1912年1月1日，光复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以此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请大总统颁布各省，因孙中山力主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未得实行。6月8日，北京临时参议院再次议决以此旗为国旗。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用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中华民国史大词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208页。]

 此释文不确之处有三。

其一，“1911年11月，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光复后，革命党人以此旗作为革命政权的标识”，与当时的记载不符。

首先，1911年11月，上海革命党人在起义中及胜利后，打出的不是五色旗。

当时《申报》的报道称；11月3日晚8时许，起义军“荷枪列队入城，持红色白色民国军旗各一面(上列十八星，与前报刊印者一式)……城门上亦一律悬挂白旗及军旗”。[ 《本埠特别纪事》，1911年11月4日《申报》。]11月4日晨，起义军攻占江南制造局后，在其门前也升起了“民国军旗”。[ 《本埠特别纪事》，1911年11月5日《申报》。]此外，当时参加上海起义的上海清真商团负责人伍特公在其所著《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中亦称：起义胜利后，上海县“各城门上先后树白旗与革命军旗”。[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而未见任何有关五色旗的记述或报道。

这面“上列十八星，与前报刊印者一式”的民国军旗，究为何式？

查《申报》此前于1911年10月28日(辛亥年九月七日)刊载了一幅与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门前所竖立的十八星旗完全一样的十八星旗，标之为“中华民国国旗”。旗下的说明文字为：“红地，由中心外射之线九，色蓝，线之两端各缀一小星，其数十八，或云以表示十八省焉。”

以上材料说明，上海革命党人在武装起义中及胜利后，使用的不是五色旗，而是白旗和与武昌首义相同之十八星旗。

随后建立的“革命政权”沪军都督府，是不是放弃了十八星旗而改以五色旗作为其“标识”？现虽尚未发现有关的直接材料，但《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中载有一“沪军都督府证章”照片，此证章上面除有“沪军都督府”五字外，并镌刻有一面十八星旗。[ 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中所载之“沪军都督府证章”照片。]笔者以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上海“光复后”，作为其“革命政权的标识”的，并非五色旗，而很有可能是这面十八星旗。

再者，江苏“光复后”，其“革命政权的标识”也不是五色旗。

据郭孝成《江苏光复纪事》记述：1911年11月5日晨，在革命党人的策动、组织下，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的一部分官兵和来自上海的民军进入苏州城，占领各机关，并于同日成立江苏军政府(或称江苏都督府)。军政府门前的旗杆上“即将新旗高悬，文曰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当时《民立报》的报道亦称；江苏宣布独立后，都督府门前悬起“红字白旗一面，上书中华民国军江苏都督府，傍有兴汉安民四字”。[ 《民军传檄定苏州（二）》，1911年11月6日《民立报》。]前述记述与报道均未提及五色旗，可见那面写有“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字样的白旗，才是江苏“光复后”“革命政权的标识”。

在白色旗中加上某些字(通常是—“汉”字)或某种图案，以为革命军或革命政权的“标识”，这种情况在辛亥革命中并非鲜见。如榆林地区宣布独立后，树起上书“秦陇复汉军洪汉军中间写一大西字”的白旗；[ 李文正：《榆林辛亥革命纪略》，《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四川军政府成立后，“打出的旗帜是白底十八个圆圈，围着一个‘汉’字”。[ 肖华清：《一个县城学生看到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七），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83页；《老照片》刊有一照片：1911年11月27日，四川军政府成立大会会场中高悬一幅白旗，中间一个大圆圈，圆圈中是一个“汉”字，四周围着十几（十八？）个小圆圈。（史占扬：《一次盛大庆典活动的历史见证》，《老照片》第43辑，第142页，上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图片集《共和国的追求与挫折——辛亥革命》（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中的第289幅，是四川军政府第二任正副都督尹昌衡、罗纶的合影，二人中间摆放的也是这样一面旗帜。]

那么，五色旗是什么时候，怎样开始在上海及江浙地区使用并流行开来呢？

据笔者所见的材料，五色旗的制定是在1911年12月4日召开的所谓的“共和联合会大会”上。是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或称各省代表会）的部分代表，[ 当时大部分各省代表已赴武昌开会，这些代表留在上海的是“联络声气”的（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回忆辛亥革命》，第349页）。]沪军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以及章太炎、蔡元培、黄中央、赵竹君等人，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集会，商议筹组临时政府之事。会上除了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之外，还议定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6页；袁希洛：《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88页。从现有的材料看，五色旗的最先提议者是程德全，并在“共和联合会大会”上得到与会者的赞成，成为这个会议的决议。（见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泰东图书局1917年版，第55页；田桐（署名“江界散人”）：《革命闲话》，《太平洋杂志》第3号，转见于张正明、张乃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2——1813页；《内务部来函》（致临时参议院），《参议院审查案·国旗统一案》，1912年5月10日《大公报》；吴景濂：《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的亲身经历》，《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412页）。]同时确定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并在会后将各旗图案刊布于报端。[ 《确定中华民国旗式》，1911年12月8日《申报》；《中华民国确定旗式五种》，1911年12月9日《民立报》。]此后，五色旗才出现并在上海及江浙一带作为国旗悬挂。[ 12月5日，上海商界发出这样一张“传单”：“南京、浦口现已一律肃清，……大元帅已举定黄兴，临时政府暂设南京。我沪上商家应于十五日（阳历12月6日——笔者）起，一律悬白旗三天申贺”。（《悬旗庆贺之通告》，1911年12月6日《申报》）。于此可知，此时商界已得知昨日举黄兴为大元帅之事，而可能尚不清楚关于国旗问题的议定。]

就笔者所见，12月中旬，上海召开“追悼革命党烈士大会”，这一天，“租界各商家及城内各街遍悬五色新旗”，[ 《五色旗下吊国殇》，1911年12月18日《民立报》。]沪军都督陈其美，在12月中旬发布了关于划一国旗式样的布告，要求各界民众或向军政府指定的商家“备价领取”，或按布告规定的规格“照式自制”。[ 《国旗命意》，1911年12月18日《民立报》。]而且，陈其美向上海商务总会“颁发国旗五百面”，交由其“转送各号购备悬挂”，并于12月24日再次致函商务总会，“以各商购旗后有仅悬一二三日者，亦有日逐仍悬者，…嘱再转致各宝号，务将所购国旗照常升挂”。[ 《国旗应逐日升挂》，1911年12月26日《申报》。]此外，陈其美还向其他地区寄送了国旗或国旗“标本”，供其“悬挂”、“仿制”。[如镇江军政分府1911年12月29日致电陈其美称：“国旗标本乞再寄下五十张，以便编发各界，依式仿制”。（《公电》，1911年12月31日《申报》）；1911年12月31日晚，陈派员“运送国旗五百面往宁，分送各团体悬挂，同申庆祝”。（《孙大总统赴宁履任》，1912年1月2日《申报》）。] 这些情况说明，12月4日以后，五色旗才开始使用并渐流行开来。

其二，“光复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以此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请大总统颁布各省，” 是在1912年1月10日，而不是在“1912年1月1日”。

1912年1月1日，各省代表会议代表到车站欢迎孙中山抵宁，晚间参加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并未开会。[ 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页。]1月10日，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并即咨请临时大总统“饬部颁布各省施行”。[ 《致大总统书》，《参议院审查案·国旗统一案》，1912年5月10日《大公报》。关于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的日期，刘星楠在《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的记述为“一月十一日”（《回忆辛亥革命》，第362页）。但各省代表会议在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的当天，即致函孙中山，“请即饬部颁布各省施行”，此函件所属日期为“元月十日”；此外，各省代表会议并有一复临时副总统黎元洪要求各省代表会议将“国旗及军商各旗式应即划归一律”的青日（9日）来电，告知已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的电报，所属代日韵目为“蒸”，可知刘文之记述为误（包括黎元洪青日来电的这三件材料，亦均见《参议院审查案·国旗统一案》）。 ]

其三，“北京临时参议院再次议决以此旗为国旗”，是在5月，而不是“6月8日”。

1912年4月，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当改选正、副议长及各委员会委员长的一番斗争结束之后，确定国旗问题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5月6日，临时参议院第二次会议的第二项议程即为审议国旗统一案。议长吴景濂首先说明了当初在南京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而“孙中山先生颇有异议”的情况，询以“是否应作为复议案”？议员们意见不一，于是决定再交付特别审查。[ 《参议院第二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1号，1912年5月11日。]

5月10日，临时参议院再次审议国旗统一案。审查报告称：国旗统一问题，应取历史主义，“五色旗通行甚广，即作为中华民国国旗中外咸知，自无更动之理”。对此，无人提出异议。当以五色旗为国旗付表决时，“议员全体起立，……拍掌欢呼民国万岁”而获通过[ 《参议院第四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4号，1912年5月14日。]。此后，虽在审议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的过程中出现波折，又因袁世凯不同意将陆、海军旗缀于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以与国旗相关连的设计上，而于6月5日复议一次，但都未涉及以五色旗为国旗问题。[ 这天复议的是《大总统咨交复议陆海军旗式案》，与国旗无关。见《参议院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42号，1912年6月11日。]故“北京临时参议院再次议决以此旗为国旗”，是在5月10日，而非在6月。

                      二

《中华民国史大词典》关于“十八星旗”一词的释文为：

全称铁血十八星旗。旗面置18颗星，代表全国18个行省。旗用红底，象征铁血，示意光明。1906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集干事会，讨论中华民国国旗式样，一些会员设计此旗，因意见分岐而搁置。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采孙武等建议，以此旗为中华民国国旗。湖南、江西等省独立后也悬挂此旗。1912年6月，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以此旗为陆军旗。[ 《中华民国史大词典》，第10页。]

此释文之舛误在于：1912年5—6月间，北京临时参议院在审议十八星旗作为陆军旗的过程中，将十八星旗改为了十九星旗，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令公布施行的陆军旗也是十九星旗，而非十八星旗。

1912年5月，已迁到北京的临时参议院，开始审议“国旗统一案”。在5月10日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以五色旗为国旗，对于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议员们也无异议，而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则引起激烈的争论。 奉天省籍参议员曾有翼（105号）首先提出：十八星旗系指“十八省同胞用铁血主义恢复汉族之伟业，而旗上之十八星点只能表明十八省，至合东三省、新疆，以及蒙、藏、青海二十六区，则尚不能全然表示，非将其星点变更不可”。对此，附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附和者称：“非改用二十六星，表明二十六区，不足与五色代表五族相表里”。反对者认为，“殊不知区域问题将来容或尚有变更，……不妨仍用十八星，以表示不忘革命之奇勋，而存历史永久之纪念”。鄂籍参议员张伯烈（28号）辩解称：十八星并非代表十八省，“盖以九为阳数，旗式内外皆九，隐喻推翻专制，变阴为阳之意，此于区域问题毫无关系”。另一鄂籍议员刘成禺（45号）则称：在日本时之所以定十八星，是因“当时有十八团体代表在，取一人各占一星之意，”并无省界存乎其间。但这种只为保留湖北首义所用之旗，而不顾历史事实的辩解，并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特别是东三省议员，坚持不能用十八星旗。吉林省籍参议员金鼎勋（81号）称；“自去年九月以后，东三省志士奔走呼号，……此时南北统一，东三省、蒙、藏、青海纯然为民国领土，岂有不将星数加入之理”。另一奉天省籍参议员孙孝宗（65号）称，“现在若仍用十八星，则是否有抛弃土地之虞？况某国野心甚著，……为中国前途利害上着想，为中国人民感情联络上着想，均应加入星点，定为二十六星方足以昭完善”。[ 《参议院第四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4号，1912年5月14日。]在审议过程中，各方争论激烈，“同时起立发言者，有三四人以至七八人不等”，议场秩序几度紊乱，最后决定此议再付审查[ 《参议院纪事》，《大公报》1912年5月12日。]。

5月14日，临时参议院再议陆军旗问题。潘祖彝（31号）报告审查结果称：十八星原无代表十八省之意，“惟终恐有人误会，故审查会拟将十八星中加一星，其形稍大，一则可破十八省之疑，二则众星拱绕，又足表示中华民国统一国家之意”。曾有翼提议，“将十八星中之大星缩小与他星一律，一则免中央集权之意，一则可以表示平等之意”，得到数人附议。李肇甫（111号）认为，用十九星还可纪念武昌八月十九日（阴历）起义。议长遂以十九星同样大小之旗为陆军旗付表决，获多数通过。[ 《参议院第六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5月17日。]6月11日，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公布了临时参议院的“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的决定。[ 《大公报》1912年6月12日，“命令”栏。关于十九星旗实际使用的情况，可参见下列两幅照片：《1918年元旦孙中山与护法军政府人员合影》（载王耿雄编：《伟人相册的盲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1917年10月10日参战军开出新华门》（陈涌等编：《旧中国掠影》，中国画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此两幅照片上，均有一面十九星陆军旗。]

                      三

赵友慈《中华民国国旗史略》一文称：辛亥武昌起义时所用的共进会的十八星旗，“星为红色，以示光明”。[ 《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

实际上，此十八星旗之星为黄色，而非“红色”，亦非“以示光明”。首先，曾为共进会总理的邓文辉称：在他任总理期间，孙武等人确定了共进会的旗式：“红底、黑心、轮角，外加十八黄星，表示黄帝子孙十八省人民铁血主义的精神。”[ 邓文辉：《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此当为十八星旗最具权威的解释。再者，1911年12月8日《申报》刊登了12月4日在上海召开的共和联合会大会上确定的中华民国国旗、海军旗、陆军旗等各旗的图样，作为陆军旗的十八星旗图上特别注明：“红底黄星”。此外，1912年5月14日，北京临时参议院审查“国旗统一案”，参议员潘祖彝在报告审查陆军旗的情况时，建议为避免十八星旗仅代表十八行省 之嫌，再于旗上“添一较大之黄星”。[ 《参议院纪事》，《大公报》1912年5月16日。]

以上三条材料可证明：十八星旗之星为黄色，示意黄帝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