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智
“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评一再强调,我们致力于国内的和平发展,不愿事态扩大,无意与日本对抗,表现出的是一种软弱乞和的心态,不惜忍辱含垢以维持和平局面。而《大公报》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是日本不希望见到的。实际上,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在加紧不停地调兵遣将,扩大对华侵略,但《大公报》不愿直面这样的事实,表现出的是一种忍辱求和的心态。
但是日本则抓紧时机调兵遣将,扩大侵略。7月11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和朝鲜军第二十旅团火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从国内派出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进入华北。当日并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并于同日任命香月清司接替病重的田代皖一郎任中国驻屯军司令。7月12、13日,《大公报》仍连发社评《危机一发的东亚大局》、《希望日本政府持重》指出:日军不断加剧的侵略行径,“在历史上将要种下百年的浩劫”,后果“不忍想象”,“衷心祈祷主动方面能够悬崖勒马……勿再逞其感情,施其高压,当然为中国方面所愿”;一边指出近卫政府近日来“军事上调兵遣将,极力作对华扩大化的布置”,同时又表示“衷心希望他(近卫)不要成为政治上的冒险家”。苦口相劝,竭诚乞和,弱国面对强权的可怜、可悲毕现。
但此后日本一面假意议和,一面继续加紧向华北集结军队。《大公报》终忍无可忍,7月16日再发社评《日本诚意何在?》:双方本约定停战,中国军队践约撤退,而日方“事实上不但彻底撤兵未见实行,援军利械且仍源源而来。日本通信社昨午更宣称,交涉在津接洽,尚无进展”,《大公报》对此深感“惶惑、愤惧”,而不再一味乞求退让:“惟有无条件的和平解决,痛快撤兵,即日恢复一切原状,庶可见谅于中外,否则万目睽睽,是非俱在,纵有强权,其如公理未泯何!”最后,《大公报》特郑重警告日本:如果一意孤行,继续强压中方,“其结果纵有所得,终必成中日间永久冲突之祸根”。贫病涣散之弱国面对一极端凶残无耻之强国的软弱无奈与极度愤懑,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独有偶。卢沟桥事件之后,面对强邻的一再逼迫,7月17日,蒋介石在发表“庐山谈话”,对卢沟桥事变作出公开回应(《蒋在庐山谈话会席上阐明政府外交立场》,《中央日报》1937年7月20日,第1张,第3版。关于此“谈话”内容从起草到定稿并公开发表的过程,见刘维开:《蒋中正庐山谈话会讲话发表经过》,《晋阳学刊》2014年第3期)。
此前之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作外交报告时曾称:对日“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何称“根本绝望”?怎为“最后关头”?蒋氏此庐山谈话称:“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而此时此刻,蒋介石或已意识到这个“最后关头”已经到来,故其针对有人以为卢沟桥事件“是偶然突发的”想法,列出种种“事变发生的征兆”,说明“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被强占,北平就会变成沈阳第二,“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意识到中日之间的事情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蒋介石不准备再退让,态度遂变得强硬起来。蒋氏称:“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我们还是希望和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廿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就是说,关于卢沟桥事件的解决,中国政府不再做退让。最后,蒋氏放出狠话:“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日本若“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蒋氏的谈话,表明了中国的严正立场,特别是其关于日本若“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之语,是在以不屈的抗争对强敌所做出的最严重的警告。其与前一日《大公报》社评所言——日本若一意坚持侵略,“其结果纵有所得,终必成中日间永久冲突之祸根”——表达出了同样的态度。这既是对中日关系的一种历史预见,亦为国人长期以来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无休止的横蛮侵略行径所造成的令人窒息的煎迫下,一种发自心底之极度愤懑的表达。
此后的事实是,日本侵略者“果一意孤行”,“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竟被“漠视”了,而事情之因果亦不幸为《大公报》与蒋氏所言中。
时光走到今天,回顾当年《大公报》社评与蒋氏庐山谈话的上述内容,或许并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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