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智

      何干之（1906—1969）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所撰多部著作为后世留下了重要的学术思想遗产。其《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对自鸦片战争以来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的历次思想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年12月由生活书店出版。笔者所据为《何干之文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仅注“《何干之文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其著所阐发的思想观点虽跨越历史时代，对于现今的我们仍具有重要启示。[ 此著出版后，有论者给予肯定称：“如果我们欲了解鸦片战争以后、东西文化接触以来中国社会所起之变化，中国思想上所反应的变迁痕迹，那这一本书是最好的读物”，但认为其“对于启蒙二字的解释，似乎只是从常识从字面去求满足，并没有做过很科学的严谨的研究”。（朱伯康：《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新战线》第2卷第3期，1938年10月1日。见李孝迁编校：《史学书评：唯物史观中国史卷》，第271页，王东、李孝迁主编：《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有论者称其记述了“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这样的二个矛盾要素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中的中国启蒙运动的发展过程”，亦认可其将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作为启蒙运动第一个阶段的划分。（张豪：《中国启蒙运动史》，《时代日报》1947年7月27日，第3版。见李孝迁编校：《史学书评：唯物史观中国史卷》，第274页，王东、李孝迁主编：《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兹仅就其关于洋务运动与思想启蒙之论略申己见。

                            一

      何干之此著（以下简称“何著”）以近代中国启蒙运动这一独特的视角考察洋务运动，认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机器工业，其中蕴含着重大、深刻的思想启蒙、观念的转变，故而提出：“在近一百年的中国，最初的思想运动是曾李的洋务运动与康梁的维新运动。”[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何干之文集》，第二卷，第4页。黎澍亦指出：在大办“洋务”的30年中，“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承认采用机器生产的优越性，并且认为接收某些新的思想文化是可取的。”（黎澍：《洋务运动史论文选《序言》》，第1页，阮芳纪等编：《《洋务运动史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年）。]

何著认为，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王朝统治阶层中某些与西方列强进行过实际接触因而对其有所了解的人物，开始认识到中国不如西方的某些方面，故而由蔑视“夷人”转而主张“师夷长技”，引进西方的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等等。这是国人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一个思想观念的转变。何著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新政派所提倡的洋务，是吃了帝国主义的大亏以后的自我觉醒，不论他们的眼光是如何的短视，容量是如何狭隘，也不能不对妄自尊大的天朝，起了一个重新估定的观念，他们感觉到枪炮不如人，轮船机器也不如人，不急起直追必受天演公理所淘汰。”[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何干之文集》，第二卷，第4页。]正是基于这样分析，何著视此为国人从未有过的一个思想观念的转变，而将洋务运动称为一个使此前数千年的中国与其后形成分野的“启蒙运动”，并将引发此“启蒙运动”的鸦片战争视为“新旧中国的转变点”。[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何干之文集》，第二卷，第3页。]

何著此处所谓“新旧”之“新”，当然指的是鸦片战争使中国从漫长的传统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有别于古代之“旧”的近代之“新”，故将其作为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分野。何干之在此前所著《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曾引述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这一论述，[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上海当代青年出版社1936年出版；笔者所据为《何干之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马克思的这段话，见《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卷，第609页）。笔者所见何著所引的文本，个别字词与之稍有差异：“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尔后称：马克思的这段话“在力说鸦片战争在中国近百年史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八十年来，中国社会所有的一切动乱和变迁，都以鸦片战争为出发点。”[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何干之文集》，第一卷，第142页。]此即为何著将鸦片战争作为“新旧中国的转变点”之依据。

何著将洋务运动视为一个“思想运动”，且将其与康梁的维新运动并列，可见其对洋务运动中所蕴涵着的思想价值的推重。此时的国人所要“师”的是“夷长技”，但这其中实包含着一个对外部世界思想观念上颠覆性的转变：中国本为“天朝上国”，而现在竟称“夷”有“技”“长”于中国，且要转而“师”之——这岂非大谬不然？“师夷”二字所表达的是一个多么矛盾的概念！这完全颠倒了亘古而今的观念，对于那些无缘或不屑“睁眼看世界”的国人，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故“师夷长技”的提出和“洋务新政”的推行，同时也是一个国人思想观念转变的过程。而思想观念的转变往往是一艰难漫长的过程，所以“洋务新政”在推行过程中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且与洋务派多次发生论辩、纷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之“长技”，实际上林则徐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就已经认识到了。夏东元指出，魏源最早在《道光洋艘征抚记》提出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一语，即是其“对林则徐《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心思想的概括。”[ 夏东元：《洋务运动发展论》，夏东元：《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页。]林则徐在身获重咎离开广东之前曾奏议：“以（粤海）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但遭到道光皇帝“一片胡言”的斥责。[ 林则徐：《密陈禁烟不能歇手并请戴罪赴浙随营效力片》，《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稿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2页；参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9—110页。]此时的清王朝从皇帝到疆臣大吏，仍都沉醉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京师，咸丰帝出逃热河，国已不国。留京与列强议和的恭亲王奕䜣及桂良、文祥等人与英法接触后，对其开始有了某些新的认识。1861年1月，奕䜣等奏称：“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并奏请改变清廷外交、通商制度，提出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大臣、同文馆等主张，[ 《奕䜣桂良文祥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承览请议遵行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中华书局1979年，第2674页。]并陆续实施。当1866年，奕䜣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增设天算馆，招收30岁以下的正途仕人入学一事时，遭到清廷中一众守旧官员们的极力反对。

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奏称：“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技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并请“敕令在廷诸臣悉心妥议”。[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8—29页。]此折虽经上谕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驳回，且“著毋庸议”，[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上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0页。]但此后大学士倭仁仍奏称：“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因，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0页。]由此或可窥守旧派官员于此反对情绪之强烈。

洋务运动中所蕴涵的思想启蒙意义，由“师夷长技”在实施过程中遭到清廷一众官员的种种阻拦、反对中，亦可得到凸显。兹晒一晒在修建铁路问题上多位守旧派官员表现出的种种愚昧、荒谬的观念，或可见一斑。

1880年底，刘铭传借奉诏入京之机奏请修建铁路，李鸿章倾力持助，奏称：兴办铁路有“大利”九端，“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并力荐刘铭传以其“勋望”及“以原议之人，始终经理”。[ 《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42—143、146—147页。]但此议即遭到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的反对，其奏称：修建铁路“恐于田庐、坟墓、桥梁有碍，民间车马及往来行人，恐至拥挤磕碰，徒滋骚扰”，及“夺轮船之利”等弊端，“未可轻议施行”。[ 《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直隶总督李鸿章奏·附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47—148页。]降调顺天府府承王家璧则奏称：刘铭传请修造铁路事，李鸿章“单衔复奏主办，群相哗骇……但观该二臣筹画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其言铁路九利……断不可信”。[ 《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降调顺天府府承王家璧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49页。]继而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奏称：“闻泰西诸国专尚机器……又穷其巧而为铁路……然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其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臣闻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 《光绪七年正月初十日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52—153页。]此奏且指斥："铁路之说，刘铭传倡于前，李鸿章和于后……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 《光绪七年正月初十日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54页。]祭出吓人的“列祖列宗之成法”，更将问题提升到了政治的高度。

而时任通政使司参议的刘锡鸿，此前虽曾在清驻英、德、奥匈、荷兰等国任职，为近代中国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外交使节，但其对修建铁路一事亦极力反对并上奏光绪称：“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并胪列其“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洋洋洒洒数千言，并称“我国朝乾隆之世非有火车也，然而廪溢库充，民丰物阜，鞭挞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贡而称臣。”[ 《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通政史司参议刘锡鸿奏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54—166页。]抬出先朝无庸西洋利器而富庶与强盛的“实例”，似颇具从“事实”出发的力量。

从上述所引，可见当年清王朝统治阶层中思想守旧的廷臣大吏们对“师夷长技”之说的严重抵制，以及于其实施的极力阻抗。有论者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守卫祖宗之法是常常同民族主义，同爱国之情联在一起的……顽固的人们借助于神圣的东西而居优势”，[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3—124页。 ]这使得主张“师夷长技”的变革者蒙受着离经叛道的巨大、沉重的压力。

关于洋务运动中的思想观念问题，30多年后徐中约亦提出类于何著的表述：19世纪中叶，“背负着传统的重负，对西方世界的本质又一无所知”的国人，如何对待西方列强所带来的这些新的东西，“涉及一场极其艰难的观念之争，需要排除那种过度的自尊意识和对外来事物的藐视之情，抛开那种认为富庶的中华上国无须借鉴化外蛮夷、也无须与彼等结交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徐中约：《中国的奋斗：1600—2000》，当代世界出版社2024年，第7页。]徐氏此论将“师夷长技”之举所蕴涵着的思想观念转变的意义做了更为肯定的强调，且明确提出国人所应秉持的正确态度。

由以上所述可见，何著将洋务运动亦视为一个思想启蒙运动，实为对洋务运动的一种洞见，“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中所蕴涵着的思想观念问题，及其所具有的“思想启蒙”意义实不应小视。

                       三

      随着洋务运动的进行，力倡“师夷长技”的人们逐渐对西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经过甲午之役的重创，“洋务新政”中的缺陷与弊端，尤其是“中体西用”的不切实际之处尽显露无遗，引发了人们进一步的思考。

张树声曾历任署理山西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江苏巡抚、两广总督、署理直隶总督等职，对洋务运动有深度参与。其1884年10月病逝前上遗折称：“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张树声：《遗折》，何嗣焜编：《张靖达公（树声）奏议》，第559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三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年。]其人之将亡之际，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对“体用”之说的严重质疑。

而那些身经甲午中日惨烈之战的幸存者们，则对“中体西用”有来自血与火的反思。有人认为：“我国地广人众，沿海甚多，不能不设海军而护卫。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不（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 《曹嘉祥、饶鸣衢呈文（光绪二十一年二月）》，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一卷，《甲午中日战争》（下），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0页。曹嘉祥，广东顺德县人。镇远舰枪炮官；饶鸣衢，福建闽县人。镇远舰守备。]亦有人直接提出：“海军章程，须仿照英国水师定章行办，稍为破除忌讳”；[ 《沈寿堃呈文（光绪二十一年二月）》，陈旭麓、顾廷龙、汪熙 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一卷，《甲午中日战争》（下），第404页。]“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万不得采择与中国合宜者从之，不合宜者去之。盖去一不合宜，则生一私弊。”[ 《郑祖彝呈文（光绪二十一年二月）》，陈旭麓、顾廷龙、汪熙 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一卷，《甲午中日战争》（下），第414页。]这些认识来自黄海大战众多牺牲的生命，浸透着北洋水师将士们的热血。

上述国人的反思表明，在经过“师夷长技”这“用”的层面的实践，国人对西方社会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观念进一步转变，开始认识到西人之学堂、议院、章程等“体”的重要；而那些身经甲午之役，浴血黄海的幸存者们来自血与火的反思则更为具体而直白。而当此后效“师夷长技”之前例亦欲“师夷”之“体”时，非但不同思想观念的对抗乃至冲突更为严重，且“师夷”之路亦将开启新的、更为深刻且艰难的进程。

所谓“长技”之“用”，属于生产力，标志着经济发展水平；“体”则表明的是社会的体制，属上层建筑。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引起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的变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做有如下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9 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阐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此，恩格斯特别指出：马克思所阐述的“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1859 年8月3-—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 ]

故应当指出的是，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剿发捻”，“勤远略”，[ 此折称：“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则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枪炮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本是要加强、巩固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其并不能摆脱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1853 年6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

]命运。对近代西方机器工业的引进，开启了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转变的进程，并引发社会阶层、阶级的分化、重组，由传统的士农工商，演化出工人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等等，从而出现维新思潮及变法运动乃至资产阶级革命，半个世纪后即导致清王朝的覆亡与中华民国的建立——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