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智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辛亥革命的领袖，胸怀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崇高政治理想，而且在辛亥革命艰难复杂的斗争中，以“天下为公”的磊落政治胸襟，视建立民国的革命大业为最重，不计个人功利名位，从容进退。这是使辛亥革命得以取得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之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成为中国开始迈入新的历史时代之标志性事件。

                               一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宗旨，从此开始了其矢志以革命推翻清王朝，屡仆屡起、历尽危难艰辛的革命斗争生涯，并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公认的革命领袖。故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虽未直接参予领导，但起义的领导者们仍把他奉为革命领袖，并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发布布告[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68—569页]。

       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即自美返国，途中在致《民立报》转军政府电中谈及建立政府问题时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簿【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致民国军政府电（1911年11月16日）》，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山大学历史系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7页]。此电所展现的孙中山此时的心态是“但求早固国基”——其所关注、所追求的只是尽早、尽快建立起巩固的共和民国，至于谁任总统，并非有多么重要，因为“新中国”政权的“要领”是为民众服务，而非旧时代的“权势利禄之争”。孙中山的心目中，革命事业的大局——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民国最为重要，是最根本的问题，其他，包括个人的功利名位，在所不计。

       当孙中山返抵广州后，粤督胡汉民请孙中山留在广东，训练军队以待北伐。孙中山则称：“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谓我何？……若我不至沪宁，则此对内对外一切大计主持，绝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即行”[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第52—53页]。此时孙中山所念者惟在此革命之重要关头，须挺身以赴前线，担当大任，一派舍我其谁的豪迈情怀！当议及南方革命阵营以民国大总统诱袁世凯“倒戈”一事而胡汉民称袁“实叵测，持两端”时，孙中山的回应是，“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佣兵十万……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第53页]。所论问题或与前述《致民国军政府电》有异，但一致的是：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这一革命事业的大局，最为重要，其他，包括个人安危难易、功名地位，则无关紧要。

      我们或可以说，此时的孙中山对黎、袁这些旧官僚的面目与心机尚乏明确的认识，对当时革命形势中蕴含着的危机并不十分明了，对传统政治思想仍将顽强延续亦无清醒的预见，等等，但一个坚定的、充满民主政治思想的革命家“天下为公”的政治胸襟已袒露无遗。

                          二

       孙中山返回国内之前，南北已开始和谈，南方革命阵营正在以民国“大总统”、“大统领”，争取袁世凯脱离清廷反正。对此，立宪派当然乐待其成，但掌控着、可以决定着大局的革命领袖们鉴于各方情况，出于种种考虑，同样欲以“大总统”职位争取袁世凯。11月9日，黄兴致信袁世凯，劝其“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致袁世凯书（1911年11月9日）》，长沙，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2页]。11月11日，当袁世凯的代表刘承恩、蔡廷幹携袁世凯手书到武昌谈判时，宋教仁亦表示，若袁世凯“转戈北征，驱除建虏，……将来自可被举为大统领”[ 《武昌专函》，《民立报》1911年11月20日，第3页]。乃至各省代表会11月30日在汉口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组织临时政府各省代表会纪事》12月2 日条，北京1913年铅印本]。

        武昌起义爆发后，旬月之间南方诸省已尽为革命党人或立宪派所掌控，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清王朝还控制着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区域，特别是重新起用袁世凯，由湖广总督而为钦差大臣，而为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既统帅着战斗力很强的北洋军及北方各路军队，继而以责任内阁的总理大臣实际控制了北方政局[ 1911年10月14日，清廷补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10月27日，清廷授湖广总督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路军队君归其节制调遣；11月1日，清廷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即进京组织完全内阁，仍节制调遣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鉴于如此局势，以民国“大总统”职位争取袁世凯反正，即成为南方革命阵营不再继续征战流血即可倾覆清廷而使南北统一于共和民国的最为实际的策略，亦成为南北议和的中心问题。上述辛亥革命领袖、各省代表会这些公开的表示和“议决”，都是郑重其事的，并非虚意敷衍。而孙中山表示倘若可利用袁世凯之力推翻清王朝，“则贤于用兵十万……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的态度无疑亦为其审时度势的结果。但此一策略的前提，是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具有“天下为公”的政治胸襟，甘愿将本为众望所归的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而在12月26日同盟会的“最高干部会议”商议组织临时政府问题及总统制与内阁制之取舍问题时，孙中山力主总统制而称：“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余不能“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第55页]，则表现出在此关键时刻毫无犹豫地担当起革命大任的豪迈情怀，同样是其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政治胸襟的一种展现。

      12月27日，各省代表会的“欢迎代表”由宁抵沪谒见孙中山，特别向孙中山说明：虽然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各省代表会应选举孙为临时大总统，但因此前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曾表示，“如南方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故各省代表会决定，“此职暂时留以有待”，因此“拟举先生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孙中山的回答明确、直率：“那不要紧，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欢迎代表”王有兰感慨：“当时感到惊异的是先生的语气，真挚亢爽，直截了当……一洗中国缙绅虚伪谦逊、矫揉造作之态，虽细微处，亦见伟大”[ 王有兰：《迎中山先生选举总统副总统亲历记》，《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册，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5—296页]。越二日，孙中山在当选大总统后，即致电袁世凯表示：“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致袁世凯电（1919年12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页]。

       有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早已指出：“盖孙中山先生具世界眼光，抱‘天下为公’之心，视总统为国民公仆，只要袁世凯能推翻君主，赞成共和，大总统一席定可相让”[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68页]。这种企图以大总统职位为代价，假手袁世凯推翻清廷建立共和想法与做法，向被视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软弱性、妥协性的突出表现。而孙中山基于对民主共和制度的信念，鉴于当时中国南北形势的种种情况，以推翻清王朝，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最高政治目标。若此目标可得以实现，并不介意个人地位而慨然允诺将本由自己担任的民国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此中所体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的政治胸襟，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闻的，与倾覆专制王朝而建立共和民国实同为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中崭新的政治气象，亦堪称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的具有标志性的举动。

                             三

      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翌日，孙中山即履行南北议和协议，宣布辞职并举袁自代。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固然如某些论著所指出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所面临的“财政困难沉重压力，显然是导致北伐夭折和促使孙中山终于决定让位于袁世凯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原因”[ 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或称让位的主要原因在于南方革命阵营“无力筹集为争取彻底胜利所必需的经费”[ 杨天石：《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182页]。但也须注意到，实际上孙中山早在返国途中的1911年11月16日，即有举袁为总统“合宜亦善”的明确表示，且自1911年11月初即开始的南北接触中，南方革命阵营诸核心人物那些以“大总统”职位争取袁世凯反正的公开表示，以及各省代表会如袁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议决，即已使南北议和的实质性内容，定位在袁世凯迫清廷退位，南方则以“大总统”为酬劳这一核心问题。上述种种表示、昭告、议决，均非是在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之后面临巨大财政困难而无力北伐时而提出的权宜之策，而更像是南方革命阵营的领导层自11月南北接触开始即抱定了的一个既定方针。

      虽然孙中山及南方革命阵营做了可让位于袁的上述种种承诺，也准备践以行动，但袁世凯仍心存疑虑，并不肯相信。一个满脑子传统政治思想的旧官僚，是根本理解不了孙中山这位志在倾覆传统专制政治，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的胸襟与情怀的。故在由唐绍仪向南方议和代表传达了“如南方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的信息后，袁再使唐绍仪继续追问：孙中山让位一事“有何把握”？其实这也难怪老袁：袁世凯的想法、做法很现实，可以理解——中国自有帝王以来数千年历史中，把国家的最高政治职位拱手相让，这样的事情毕竟闻所未闻。而孙中山的回复，态度明朗且坚决：“如袁使清帝退位，宣布共和……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复伍廷芳电（1912年1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页]。既如此，袁世凯遂加紧了迫清廷退位的活动。实际上，袁世凯得到总统职位后，仍固执于传统的专制政治，其真实面目是有一个暴露的过程的，人们“对于他的本来面目还是后来逐渐认识的”[ 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第133页]。且其结果实也未出孙中山的预见：袁若欲为恶，“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第53页]。

       世间的事情，就怕比较。在此一对待权位问题上，孙袁相较，实天壤之别，立见高下：前者只要建成共和国，个人权位无所谓；后者是若能得到“大总统”，政治态度无所谓。在孙中山这里，是否要做大总统，完全视如何利于共和民国的建立、南北统一而行，“天下为公”为其真诚奉行的政治信念。是进亦公，退亦公，弃行医而革命，漂泊奋斗，屡仆屡起，历尽艰辛，难道是为一“大总统”吗！而在袁世凯那里，是否表示赞成共和，完全视南方能否能将“大总统”职位让与自己而定，其做出赞成民主共和的表示，并非出于思想政治信仰，而只是谋取权位的手段、策略。

      某位据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者回忆称：南北议和中，袁世凯“以中山让出总统之位为条件，被伍廷芳坚决拒绝，和谈势将决裂”。为使袁得到总统之位，唐绍仪以重金贿汪精卫。汪精卫于是“夤夜晋谒中山于寝室”，力劝其让位于袁，孙中山表示“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不肯以让位求和，汪则“忿然作色，厉色扬言”，指责中山“岂欲做洪秀全第二”！于是孙中山翌日即召汪与伍廷芳等来总统府“订定接受”北方所提条件，南北议和即达成协议[ 邓警亚：《汪精卫误国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19—420页]。此述纰漏甚多，距学界公认的事实太远了一点，实匪夷所思，不值一驳。

       在南北议和成功，不再继续战争而使清廷退位，南北统一于共和民国这一过程中，孙中山让位于袁无疑为其至为关键的因素。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推翻清王朝，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这是最高的政治原则，是其所作所为最根本的出发点，而非是否由革命党人直接掌握政权，占居最高职位。以往述及孙中山辞职让位一事的论著，强调其时南方革命阵营所面临的巨大的财政困难，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作为以将中国建为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以“天下为公”的政治信念慨然让位，换得南北统一于共和民国，其所具有的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政治人物们所不可想象的正大磊落的胸襟，难道不同样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吗？

       孙中山在让位且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继任总统后，致函日本友人犬养毅称：在袁迫清帝退位后，“文推而让之，践前言也，且以示天下，所谓民国公仆者，服务之所重，非权势之所争庶哉，于国民心理有益。若虑民国基础为不稳定，是在我国民政治上之能力”[见蒋海波：《新发现孙文致犬养毅六封信函》，《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21年第2期，第11页]。除了将总统职位视为服务于民众的“民国公仆”这种民主革命家坚定的政治信念，孙中山还强调了，民国是否巩固其基础在于“国民政治上之能力”这个建设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所在，更展现了这个为此后中国政治演进历程所一再证实的洞见卓识。

       南北议和北方代表团成员章仲和，对孙中山在让位问题上的态度是这样的印象：“孙中山本人是落落大方，没有自己要享权利的思想”[ 章仲和：《南北议和亲历记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集，第417—418页]。南北议和南方代表团秘书张竞生记述其去南京总统府接受孙中山关于南北议和的指示时，孙中山对其表示：“我愿意让出总统，只要他（指袁世凯—引者按）能拥护民国……我不是怕袁，而是委曲求全的利用袁，我是为革命做大事，而不是为个人做大官的，只要对国家有利，我决不计较个人得失”[章仲和、黄任潮：《张竞生谈孙中山对南北议和的指示》，《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集，第页417—418页]。这两段记述，对于认识理解当时孙中山让位于袁的心态，亦可资参考。

     中国历史走到了此时此刻，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正是以这种坚定的民主政治信念与正大磊落的胸襟，视“大总统”为公仆，从容进退，这一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政治行为，开始改变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下为争夺及维护最高统治权力动辄兵戎相见，不惜残杀流血的传统政治模式，使国人感受到现代民主政治的温度，并成为中国历史开始迈入新的时代之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