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智

     １９２３年９月１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大火，人员、财产损失惨重。消息传到中国，官绅朝野、南北各地立即展开了规模广泛的赈救行动。

                    一、救灾恤邻之情

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新闻界即时作了充分的报道。９月２日，《申报》、《民国日报》首先刊发“路透社电”，报道了日本发生大地震的消息，９月３日，《晨报》、天津《大公报》也均于首要位置刊登了日本震灾的消息。同时各报还发表社论、言论或时评，对日本震灾极表同情，呼吁国人急起赈救。如９月３日《晨报》之《社论.日本大震灾》呼吁：“我国国民宜速组急赈会，募集巨款，特派大规模之救护团，驰往赈济，并切实调查灾况，如有缺乏粮食衣服之事，尽量输赠，万一灾后发生时疫，亦当派遣十字队前往医护。款项愈多，人员愈众，时期愈速，则救之范围愈广，效果亦愈大。是不独救灾恤邻义所应尔，并尊重人道者所不忍忽视也。”[此外尚有9月3日《民国日报》之《言论.吊日本地震惨灾》、9月5日《民国日报》之《言论.中国人急宜救济日灾》、9月3日《申报》之《时评.悲日本地震大火灾》，等等。9月5日《晨报》在消息《文物武备——全归破毁之日本》之前的按语中，再次呼吁：“吾侪切盼朝野能募集多少现款及粮食，即先尽多少运往赈济，赈济愈速则救护人命愈多……” ]同情心之诚，救灾情之切，溢于言表。

其时的民国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已被逼出京并交出了大印，由高凌霨摄政内阁柄政。 ９月２日，外交部派员赴日本驻华使馆对日本震灾表示慰问，[《国内专电·.北京电》，1923年9月5日《申报》。 ]３日，内阁会议讨论了救助 日灾问题，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 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各阁员咸表赞成，于是议决五项内容，其中主要有： 由政府拨款二十万赈济日灾；令各省军政长官联合当地绅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队赴日救灾等。[《昨日国务院之特别会议》，1923年9月4日《晨报》；《我各界对日灾之热烈同情》，1923年9月5日《晨报》 ]４日，摄阁发布大总统令：“由财政部迅 筹银二十万元汇交日本政府，为中国政府捐助之款，仍由地方长官劝谕绅商，广募捐款，尽 数拨汇，藉资拯济，以申救灾恤邻之至”[《政府公报》第2688号，1923年9月5日。 ]同日，内阁邀请各界名流进一步商议赈救日 灾事，除阁员外，有20多人出席。会议自中午开至晚５时许，作出了比昨日内阁会议更为具 体的一系列决定，如：通令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迅速运米３０万石往日救济；并解除粮食输出之禁令；邀请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等[《我国各界对日灾之热烈同情》，1923年9月5日《晨报》。 ]，９月８日，外交部组织了临时救济日灾委员会。[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2页。 ]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特别是东部地区）各界民众也均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首先，上海各界的行动最为迅速和热烈。９月２日，在得知日本发生大地震的当天晚上， 上海２０余个慈善团体即“相约讨论”，并派华洋义赈会、普善山庄和中国济生会的代表４ 人，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及日本居留民会探问情况。因时已晚，未晤要人，后又至日本日日 新闻社，听取了地震情况介绍，准备３日“报告各慈善团体后，以备进行”[《上海各慈善团体关心日本地震大灾》，1923年9月3日《申报》。 ]９月４日， 各慈善团体邀集沪上绅商会议救助日灾问题，慈善界领袖、绅商代表出席者３０余人，“佥 以救灾恤邻，古有明训”，“宜从速救济”，并约定当晚８时在仁济堂再召开范围更大的会 议，讨论救助日灾的具体办法。届时开会增加出席者十几人，会议议决：９月６日召开上海 各公团、各善团联席大会，公决筹款急救方针，即夕起草通告，送登各报，并推定了筹备 主任和坐办、文牍、经济、庶务、赴日调查各部负责人，事务所即设于仁济堂内。此时，已 闻知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拟专轮赴日救济，于是公推盛竹书，王一亭前往接洽，以协同进行。 此前，９月３日，朱葆三等人已决定先购 米１万石，面粉２万包，５日由招商局新铭轮运 往日本救灾。[《各善团开急救日灾会议》，1923年9月5日《申报》。 ]

同时，上海总商会也迅速作出反应，９月３日上海总商会致函在上海的日本商业会议所， 请其转致对日本被灾人民之慰问。[《各团体之慰问》，1923年9月4日《申报》。 ]９月４日，总商会特开临时会董大会，讨论赈救日灾事， 并作出一系列决定，其中主要有：由总商会会同各业团体及慈善团体合组救灾大会；通告各 业各帮，踊跃劝募，并请全国商会联合会通告全国各地商会协力进行募捐救灾；购办面粉１ 万袋，米3000袋，明日即装招商局新铭轮运日救灾，指定顾馨一、荣宗锦、虞洽卿三人分别 办理购办装船及报关事宜。并当场由各会董认定垫付捐款数额，共6.1万元，即行购办米面。[《总商会救济日灾之具体办法》，1923年9月5日《申报》。 ]

９月５日，江苏、上海教育团体在江苏省教育会集议赈救日灾问题，议决立即共同发 起上海中华教育团体救济日灾会，筹募救灾款项及物品。[《教育界亦组救济日灾会》，1923年9月6日《申报》。 ]同一天，招商局轮船公司发出通告：为救灾恤邻，抽新铭轮运送救灾物品赴日，“水脚、运费概行蠲免”。[《招商局不收运日救济品船费》，1923年9月6日《申报》。 ]总部在上海的 中国红十字会得知日本震灾的消息后，立即筹议救助办法，９月５日即组成由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和医务长牛惠霖率领的赴日救护队。救护队包括男女医生、男女看 护生、会计、庶务、队役若干人，并携带药品病床等，定８日乘日轮皇后丸赴日救灾。[ 《红会组救护队往救》，1923年9月6日《申报》。]

日本震灾的消息传到津埠，９月３日，梁启超发出通电表示：“救灾恤邻，责无旁贷， 谓宜尽吾力所能逮，迅派军舰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驰往急赈。”[《梁任公江电》，1923年9月7日《大公报》。 ]４日，直隶省长王承斌 如召集天津总商会会长卞月庭等人商讨赈救日灾办法。[《王省长关于救济日本天灾之会议》，1923年9月6日《大公报》。 ]同日，直皖战争失败后蛰居天津的 段祺瑞发起救灾同志会，并致电北京政府、孙中山先生、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请各处“ 广为劝募”，赈济日灾。[《段合肥之救灾恤邻》，1923年9月5日《大公报》。 ]５日天津红十字会召开会董紧急会议，与会者皆谓：“日本人民 遭此奇灾，本会当急起援助，义不容辞”，并作出数项决定：致电慰问；召集全体会员大会 商议救灾办法；致函天津各团体、机关，请一致援救；组织医疗救护队；购办米粮运日等。[《红十字会开紧急会》，1923年9月6日《大公报》。 ] 同日，天津报界公会召集临时会议，决定发起日本奇灾救济会，广募赈款、救济日灾。[《报界发起日灾济会》，1923年9月6日《大公报》；《报界公会之紧急会议》，1923年9月7日《大公报》。 ]日 租界内的各华商聚会决定发起恤邻同志会，并即日印刷启事，募集赈款。[《商界恤邻同志会》，1923年9月6日《大公报》。]

北京各界人士同时也在积极行动。９月４日，北京国立专门以上８校召开教职员代表联 席会议，讨论经费和开学问题，会上，美专代表临时提议，日遭奇灾，应“急予设法拯救， 以尽邻邦国民救灾恤邻”之义务，于是全体代表一致议决：组织北京学界日本震灾急拯会， 与各方接洽，举办游园会、展览会、演剧进行募捐，并于５日代电，呼吁“京外各教育团体 共谋匡济，一致提倡”。[《我各界对日灾之热烈同情》1923年9月5日《晨报》；《公电北京国立八校代电》，1923年 9月11日《申报》 ]

在京的华侨实业协进会９月４日发起日本奇灾急赈会，并邀请各界加入，一致进行。北 京各界代表亦发起救济日灾大会，５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筹备会议[《我各界对日灾之热烈同情》，1923年9月5日《晨报》 ]，同日，北京银 行公会决定筹拨十万元，购办米面３万石，即行赴日救济。世界红 字会中华总会召集全体 大会，讨论救济日灾问题，冒雨到会者200余人，会长钱训能报告称：日本发生震灾，红 字总会应筹集大宗粮食、款项，从速救济。相继发言者，无不呼吁急起救灾。大会作出了派 代表赴日使署慰问；通电各省长官及商会、慈善团体募捐，并先由总会拨付５万元赈灾；组织救灾团携带米面、衣物、药品赴日等项决定。[《一片之救灾恤邻声》，1923年9月6日《晨报》。 ]

沪津京之外的其他地区，亦有积极的赈灾行动。广州各界９月５日集议筹赈日灾，决定沪广肇公所出面雇船，“赴芜湖办米运日”。[《国内专电. 香港电》，1923年9月7日《申报》。 ]南京各界９月６日、７日连续开会商议救济日灾问题，并当场认捐款项，“除由省库拨捐二万不计外”，总额达5 7100元。[《国内专电. 南京电》，1923年9月7日《申报》；《宁垣救济日灾大会纪》，1923年9月8日《申报》；《南京快信》1923年9月9日《申报》。 ]东北三省也迅即捐出大额款项及粮食、物品。[《国内专电. 吉林电》，1923年9月7日《申报》；《奉人对赈济日灾之踊跃》，1923年9月14日《晨报》。 ]

曾经留日学习的各方人士，尤对日本震灾表现出特别的关切。９月３日，在上海的蒋绍 墚等37位留日学生急电慰问日灾，电称：“恶耗传来，惊骇莫名”，“悲痛之至”，表示要 “广征同志，募集赈助”，并派“专使慰问”[《各团体之慰问》，1923年9月4日《申报》。 ]在沪留日学生汪精卫、张继、李烈钧、章 士钊、田桐、蒋作宾、蒋尊簋等61人发起上海中国留日同学协济日灾会，在９月１４日的成 立大会上，众人议决：电慰东京名校教职员；募捐救济日本灾民；以全国留日学生名义，筹 募东京各校复兴之基本金；帮助重兴日本文化等。并通过章程，推定各部办事人员。[《留学生筹赈日灾》，923年9月11日《申报》；《留日同学协济日灾会成立》，1923年9月15日《申报》。 ]曾留 学日本的北京警官高等学校校长刘邦骥致函日本驻华公使芳泽慰问，并捐款100元。[ 《善人口中之二十一条》，1923年9月17日《大公报》（长沙）。]直隶 司法界由于许多人员为留日学生出身，对于赈济日灾“颇具热心”，故直隶司法界组织起日 灾赈济会，许多司法官员“热心捐助”。[《司法界热心办日赈》，1923年9月22日《大公报》。 ]富滇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袁丕祜也曾是一位留日学 生,他为赈日灾，９月１２日召集旅沪滇人２０余人聚会募捐，当场筹集600多元。[《滇人认定捐款》，1923年9月13日《申报》。 ]

各种宗教团体在赈救日灾行动中，亦有十分积极的表现。在上海的全国基督教协进会９ 月８日召开执行委员会讨论救济日灾问题，并于会后向广州、汕头、武汉、哈尔滨等２５年 城市的教会负责人发出电函，“请其一致提倡捐款，俟有成数赉沪汇赴灾区。”[《基督教开会协济日灾》，1923年9月9日《申报》。 ]南京基督 教青年会与基督教协进会，联络其他各教会团体组织了救济日灾协会，积极募捐。[《南京快信》，1923年9月13日《申报》。 ]

在沪回教各团体负责人９月７日发起协济日灾急振会。[《清真团体组织急振会》，1923年9月8日《申报》。 ]９月２３日，回教领袖马良假 清真餐馆金陵春开书画筹赈会，邀集在沪中日名流各认购书画若干件，集款济日灾。马良又与其他回教人士捐款1000元，“适有日本回教徒佐久间贞等返国”，遂将赈教交佐久等带回日本发放。[《清真团筹款助振》，1923年9月24日《申报》。 ]

芜湖佛教会在日本震灾发生后，曾由马振宪发起全国佛教徒振济日灾同志会，并于地藏 菩萨圣诞日诵经超度震灾亡灵，并募款1000余元。９月２１日，马振宪由芜湖到沪，与上海 各居士议商赈灾，将全国佛教徒振济日灾同志会改称佛教普济日灾会，并向全国各地佛教会、 居士林 、报馆发出通电，请各地佛教徒于四大名山启建普利道场，全国各寺分修佛事，撞 幽冥钟百日，超度震灾亡灵，另一方面，组织慰问团，救护队赴日，“以期冥阳两利”。[见1923年10月24日《申报》载《上海玉佛寺普利道场摄影》及1923年10月28日、11月4日、11月23日、12月3日、12月6日《申报》所刊之佛教普济日灾会鸣谢广告。 ] 从此后佛教普济日灾会 ，刊于《申报》的鸣谢广告来看，普陀山法雨寺、普陀山普济寺、 上海玉佛寺等多处寺院作道场，撞冥钟超度日灾亡灵，有各寺法师及各地居士130余人捐助经咒、佛号不等，并捐款近2000元。[《佛教普济日灾会之发起》，1923年9月22日《申报》。 ]

此外，日灾发生后，除中国红十字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全国性团体通电各地分会积极 组织赈济活动外，青年会全国协会也即向各地青年协会通电，请一致赈济日灾。至９月中旬，接郑州、南京、厦门各地青年协会复信，均称已联络各当地团体组织，展开赈济日灾活动。[《各地青年会募□振灾》，1923年9月21日《申报》。 ]

据笔者对《申报》、天津《大公报》、《晨报》、《民国日报》1923年９月间的有 关报道统计，日本震灾发生后，各地召集或参加赈救日灾会议的社会团体、机关、学校有 １２２个之多，[ 它们是：上海总商会、中国青年协会、中国女青年协会、上海仁济堂、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上海联义善会、宁波同乡会、上海闸北慈善团、上海广益堂、上海慈善救济会、上海工商研究会、上海妇孺救济会、上海纱厂联合会、中国义赈会、江苏防灾会、上海玻璃制造同业会、上海面粉公会、上海煤业公会、上海沪南慈善会、上海县商会、上海女青年会、上海青年会、上海至圣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事处、中华学艺社、江苏童子军联合会、上海中华书局进德会、上海城北慈善会、上海书业商会、上海书业公所、上海县教育会、上海县教育局、宝山县教育局、上海市学务办公处、上海商科大学、国立暨南学校、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上海第一商业学校、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天津红十字会、北京华侨实业协进会、上海寰球学生会、同济大学、上海中华武术会、上海体育师范学校、中国公学商科与中学部、上海中国棉业联合会、杭州总商会、华洋义振会、汉口总商会、汉口银行公会、汉口红十字会、汉口慈善会、汉口青年会、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基督教协进会、苏州总商会、旅沪商帮协会、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上海丝商总公所、南通总商会、九江总商会、杭州总商会、松江县议事会、松江县参事会、松江县教育会、松江县农会、松江县教育局、松江市教育局、松江市小学教员联合会、松江市景贤女子中学、上海同停云社、上海豫园书画善会、上海有美书画社、上海宛未山房、上海书画会、西冷印社、宁波总商会、上海汉帮志成公所、世界红字会中华总会、上海青年 敦品会、杭县律师公会、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奉天省教育会、奉天省农务会、奉天省工务会、江西省教育会、南昌总商会、驻赣商帮协会、江西省农会、江西省工业协会、 江西省律师公会、江西省银行公会、南昌基督教青年会、 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天津华洋义赈会、天津基督 教联合会、天津律师公会、天津报界公会、天津总商会、湖南省商会、湖南淮 商公所、湖南华洋筹赈会、湖南律师公会、湖南省教育会、上海海上题襟馆书画书、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国立北京大学校、国立北京师 范大学校、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校、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上海城内穿心街清真董事会、上海西区清真理事会等。]在赈济日灾活动中建立的各种赈灾团体有４４个之多，[它们是：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上海中华教育团救济日灾会、北京大学学生日赈会、（天津）救灾同志会、 香港日灾救济会、北京日灾协济会、汉口协济日灾义赈会、山东救济日灾会、南京救济日灾协会、山东救济日灾会、山东国民筹赈日灾会、南京救济日灾协会、南通恤济日灾筹赈会、九江日灾救济会、河南救济日灾会、上海留日同学协济日灾会、江西省日灾急赈会、宁波协济日灾义公会：芜湖救济日灾会、欧海日灾救济会、宝山赈济日灾分会、苏州协济日灾义赈会、松江日灾救济会、安徽日灾救济会、浙江学生日灾救济会、陕西救济日灾会、全国佛教普济日灾会、福建日灾义赈会、交通部日灾救济会、国会两院日灾救济会、上清回教团体协济日灾急赈会、汉口救灾恤邻募款处、北京学界日灾急赈会、北京日灾书画助赈会、山西日本震灾募赈会、大同日震救济会、北京剧界筹赈日灾会、天津基督教联合会日灾赈济部、直隶司法界日灾赈济会、 天津报界日本奇灾救济会、 上海劝募书画赈济日灾会、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直隶省日灾救济会、中华民国日灾救济会。 ]其所在地区包括： 上海、北京、天津、香港、福建、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直隶、奉天、江西、湖南、湖 北、浙江、江苏等省市。此外，政要名流、各界团体及人士，或驰电慰问，或倡言赈灾者， 为数众多，难以统计。

以上所述种种，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真诚的救灾恤邻之情。

                  二、钱、粮、物、医之助

在赈救日灾的行动中，中国各界人士竭心尽力，为日本灾民募集了巨额款项，向日本运 送了大批粮食和一些物品，并派出红十字救护队，赴日救治伤员，救助唯恐不及，赈恤唯虑 不周，克尽救灾恤邻之责。

募集赈款，是救济日灾行动最主要的内容。

９月６日，上海总商会、上海慈善团、中国红十字会等４０余个社会团体，联合组成中 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在当日的成立大会上，除上海总商会垫支６.1万元购办粮食运日外，其他各团体也均当场认捐：仁济堂１万元、上海银行公会２万元、中国济生会垫２万元、红十 字会１万元，联义善会５千元……[《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成立》，1923年9月７日《申报》。 ]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并发布“募捐启”，吁请“邦人君子念睦邻之哲训，解囊指囤，踊跃乐输”。[《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募捐启》，1923年9月１０日《申报》。 ] 同日，上海１２个教育团体成立了上海中华教育团救济日灾会，明确规定其主要活动是劝募赈款。[《教育团组织救济日灾会》，1923年9月７日《申报》。 ]由上海县教育局、教育会发起 成立的救济日灾会，决定其所属各学校建立劝募队，分头出发按户劝募，并赶印捐款簿、收条发到各校。[《县教育机关议救日灾》，1923年9月１０日《申报》。 ] 根据此项决定成立的上海县立各小学募捐队，除向学生及家长募捐外，还 走上街头，“手执‘救命’、‘恤邻’ 等字样小旗，沿途演说，挨户劝捐，精神充足，言 论切当，路人颇义之。”[ 《小学劝募队出发》，1923年9月１６日《申报》。]

赈济日灾活动最为普遍，捐款最为踊跃的当属江浙地区。这显然是由于在当时的中国， 江浙地区，尤其是上海，与日本的经济、文化联系最为密切，而且也最为富庶。除上海、南 京、杭州等都会外，江浙地区许多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并有大额捐款。仅９月上旬，江苏“各县团体电省报告组织救济日灾会者十数起”，[《南京快信》，1923年9月１０日《申报》。 ] 至９月中旬，“江苏各县 俱在办赈 。”[《协济日灾会之职员会》，1923年9月１9日《申报》。 ] 其中，南通各界“原定筹一万五千元，”但仅至９月中旬，捐款已达２万 元，[《地方通信·南通各界募赈之热心》，1923年9月１６日《申报》。 ]至１０月中旬，南通协济日本震灾筹赈会又送交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价值7600元的蚕 豆１２００包，另大洋２４００元。[《张謇续赈日灾》，1923年１０月２１日《申报》；并见同日《申报》之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鸣谢广告。 ]

在募集赈款的活动中，各界人士还利用自己的专长，尽其所能，竭力筹募，这在书画界、 演艺界表现得尤为突出。

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９月９日召集全体会员开临时大会，讨论救济日灾办法，当场议决： 定期开书画助赈会，请各书画家鬻书助赈，将“所得之款如数解筹赈机关。”另有人愿捐家 藏书画鬻款助赈，当场认捐者，有汪北平捐吴仓硕、李梅庵所书屏条，及唐寅百蝶图；钱季寅捐近代名人书画真迹汇编若干册；姜玉辉捐刘石庵堂幅８帧等。[《书画保存会鬻书济日》，1923年9月１０日《申报》。 ] 上海海上题襟馆书画 会发起劝募书画赈济日灾会，邀同停云社、豫园书画善会、宛未山房、有美书画社、上海书 画会，西冷印社集议，一致决定各会均向海内书画大家劝募，请“慨助书画，赈我东邻。”[《海上书画会劝募日赈》，1923年9月１５日《申报》。 ]

 得知日本震灾的消息，画家刘海粟、俞寄凡等人即拟发起赈济日灾美术展览会，[《振济日灾美术展览会之发起》，1923年9月８日《申报》。 ]后经联络协商，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天马会、江苏省教育会艺术研究会、艺术社、艺术学会、 曙光画会、有美书画会、中日美术协会、嘤鸣画会、冷 红社、青年 书画社等上海美术团 体，９月１３日在江苏省教育会集会，决定募集古今中西名画至少1000件，送日本驻沪总领 事馆，开会出售，赈济日灾，当场即认捐书画500件。会后，各团体联名向全国各省、各公 团发出通电，请全国美术界人士“共谋匡济，慨捐书画”。[《沪上美术界对日灾之义举》，1923年9月１７日《大公报》。 ]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经过联络、 筹备，在中央公园召开日灾书画助赈会，并征得当代名流硕彦所作书画多幅，“即向无润格， 平日不轻为人作者，亦皆不吝挥毫”，并有书画家将所藏字画捐出售卖 ，所标价格均为“ 最廉价目”。９月２８日，日灾书画助赈会第一天，即售出书画数百件，收款1500元.[《书画助赈将开会》，1923年9月２３日《晨报》；《书画助赈展览会》，１9２ ３年9月２9日《晨报》 ]

演艺界人士则以义演方式积极募款赈灾。京剧名旦梅兰芳９月６日发起成立全国艺界国 际捐赈大会，并发出通启，表示要“演剧筹款”，以为赈恤之助。[《梅兰芳亦来凑热闹》，1923年9月７日《晨报》 ]经过一番周折，余叔 岩、杨小楼等均加入了义演，所演剧目，“皆各伶之拿手好戏”。[《剧界筹赈日灾》，1923年9月２9日《晨报》 ]上海伶界联合会亦发起 义演赈济日灾，经何丰林、盛竹书、汪精卫、史量才、虞洽卿、叶楚伧、张季鸾等各方人士 赞助，在新舞台连演两天，演艺界各名角均联袂登场。[《上海伶界联合会演剧筹款启事》1923年１１月４日《申报》；《伶界联合会赈灾之义务戏》，1923年１１月７日《大公报》。此次义演收入除赈日灾外，还兼赈被灾旅日华侨及在华俄侨。 ]此外，北京学界日灾急赈会和上海 青年会也分别组织了赈灾义演。[《京学界演剧赈日灾》，1923年9月17日《晨报》；《青年会演剧筹赈》，1923年9月19日《申报》及1923年9月28日《申报》广告栏。 ]

另外，天津警察厅急赈会[此会为天津的常设赈济机关。 ]假上平安影园演电影两日，除去各项费用，得款591.08元， 电影园又免收电费40.5元、房费24元，均作为日灾捐款。[《来函照登》，1923年１０月１５日《大公报》。 ] 北京、南京、济南、青岛、南昌等地还以举办游园会、游艺会、展览会的方式募集赈款。[1923年１０月４─１０日《晨报》广告栏；《南京快信》，1923年9月３０日《申报》；《济青间之日赈游艺大会》， 1923年9月２８日《大公报》；《赣人群起救济日灾》1923年9月１9日《晨报》。 ]为救济被灾日童，外交总长 顾维钧的夫人黄惠兰女士，９月２９日晚在外交部大楼举办舞会，请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和在 华外商参加，并有梅兰芳到场演剧及游艺活动，据称，此会“筹得万余金”，并“即行汇往日本以救济灾童”。[《外交部之跳舞会》，1923年１０月１日《晨报》。 ]

在筹募赈款活动中，在朝在野的官僚军阀多积极带头捐款，且往往数额巨大，成为募捐 活动中引人注目的一景。

时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捐款５万元，其中３万元赈济日人，２万元赈济旅日华侨、留 学生。[《公电·.天津曹锟、王承斌电》，1923年9月１２日《申报》；《各省对日灾之援助》，1923年9月１２日《大公报》。 ]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湖北督军肖耀南各捐款２万元。[《吴子玉对日灾洽电》，1923年9月２０日《大公报》；《国内专电·.汉口电》1923年9月１２日《申报》。 ]其他如江苏省长韩国钧、 直隶省长王承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安徽省长吕调元、浙江督办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 等均捐款1000元至１万元不等。[《宁垣救济日灾大会纪》，1923年9月８日《申报》；《公电·天津曹锟、王承斌电》1923年9月１２日《申报》；《护军使通函劝赈》，1923年9月７日《申报》；《皖垣救济日灾与检货问题》，１9２３年9月１８日《申报》；《杭州快信》1923年9月１１日《申报》。 ]

段祺瑞９月６日在天津住宅召开救灾同志会成立会，到会者３０余人，几尽为下台在野 的军阀官僚。与会者当场捐款：段祺瑞、倪嗣冲、周学熙、靳云鹏、曹锐、等各捐１万元， 曹汝霖、张勋、鲍贵卿等各捐5000元，另有多人捐3000元、1000元、500元不等。翌日即 交正金银行电汇东京山本总理日金１０万元。[《救灾同志会之进行种种》，1923年9月8日《大公报》。 ]

在募捐活动中，有一些地区的赈济日灾团体，或恐募捐缓不济急，或本地亦天灾连年、 边荒瘠困，财源奇绌，故请政府或银行先行垫付，待陆续募集款项后再行偿还。[如芜湖救济日灾会请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垫付8000元，以6000元交日本驻芜湖领事转汇日本政府,2000元交芜湖总商会转汇日本救济被灾华侨(《芜湖近讯》，1923年9月20日《申报》）；山西日本震灾募赈会请督军闫锡山垫付１万元（《晋人筹赈日灾》，1923年9月27日《晨报》）；山东救济日灾会请某银行垫支４万元（《鲁省各界救济日灾会议》1923年9月13日《申报》）；热察绥三区日灾协 济会请北京兴业银行垫支２万元，以14000元赈济日本灾民,6000元救济旅日华侨、留学生（《三特区长官对日灾之鱼电》，1923年9月8日《大公报》）；河南救济日灾会由省库垫拨15000元（《公电·.张福来、张凤台通电》，1923年9月14日《申报》）。]

关于参加赈济日灾捐款的人数和所捐款项的数额，由于各地各界捐款的情况散见于各报 的有关报道中，纷繁零乱，准确统计较为困难。故笔者仅对连续刊于《申报》的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鸣谢广告、连续刊于天津《大公报》的直隶省日灾救济会和天津警察厅急赈会捐款 鸣谢公告，以及段祺瑞发起组织的救灾同志会捐款清单，进行了统计，情况分别如下：

1923年9月12日至1924年1月29日,《申报》共刊登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的鸣谢广告125条， 共列有捐款团体650个、个人1395人，捐款总额共大洋184003.95元、旧制钱283330文；由某慈善机关募集的多人捐款，或某机关“同人”之捐款，因人数无法确定，均计为一团体（以下两个统计亦如此）此统计中对少量居沪西人捐款及指明专赈旅日华侨、留学生之款，均未计在内。

1923年9月11日至12月25日，天津《大公报》共刊登直隶省日灾救济会和天津警察厅急 赈会代办日本震灾募捐的鸣谢公告51份，共列有捐款团体1398个、个人977人，捐款总额共 大洋33134元、旧制钱7180文；

1923年９月１５日至１２月３０日，天津《大公报》共刊登落款为“救灾同志会段 祺瑞等谨启”的中国实业银行经收救灾同志会捐款清单２５份（中有重复刊登者，其数已除 去），共列有捐款团体５９个、个人332人，捐款金额共大洋227780.34元。[此数不包括“救灾同志会”成立时，众发起人当场认捐的款数。 ]

三统计合计捐款团体2107个、个人2704人、捐款总额大洋444918.29元、旧制钱290510 文。

上列统计中之团体者，包括各业商号、各业公会、慈善机构、工厂、学校、教会、寺庙、 报馆、书局、银行、矿业公司、研究机关、行政机关及社会团体等。第一个统计中之捐款团 体与个人，多在上海，亦有少部分捐款来自汕头、奉天、天津、铁岭、玉山（江西）、烟台、 宁波、重庆、南通、襄阳、宜都、樊城、金口、莱州、牟平、石岛（山东）、郧县、仪征、 兰陵、商丘等地。第二个统计中之捐款团体与个人多在天津，亦有少数捐款来自保定、唐山、 盐山、广年、蒿城、冀城、冀县、抚宁、安新、涞水、徐水、东明、辛集、新集等市县乡镇。 团体捐款中最大的一笔是上海银行公会捐助的２万元。捐款人中不乏慨输数千的富商大贾、 名流政要，但绝大多数是仅捐数元的平民百姓，甚至有许多数角乃至１角的捐户。仅由此三 个统计，已足可窥当时救助日灾捐款踊跃与广泛之一斑。

日灾发生后，９月３日北京政府作出由江浙皖三省迅速运米赈济日灾的决定，并解除了 粮食输出的禁令；[《我国各界对日灾之热烈同情》，1923年9月５日《晨报》；《京中对拯救日灾之热烈》，1923年9月8日《申报》 ] ６日，又作出凡由华运日之赈品，由财政部给照 ，均免出口税的决定[《各国赈救日灾》，1923年9月8日《申报》 ]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界向日本运送了大批粮食和其他一些食品和物品。笔者所见 披露于报端的主要有这样几批：

张作霖９月３日向日本赠送面粉２万袋、牛100头；[《奉人对赈济日灾之踊跃》，1923年9月14日《晨报》 ]９月８日，招商局新铭轮由上海驶日，船上装有上海总商会及其他各界捐赠的面粉２万 袋、白米6000袋，１２日安抵神户；[《新铭轮船抵日之情形》1923年9月17日《晨报》 ]

９月９日，南京日本震灾救济会“将粮食等件办齐，交华甲舰载运日本”；[《南京快信》，1923年9月10日《申报》。 ]９月１２ 日，江苏省驻沪办理救济日灾专员卢殿虎造访日驻沪总领事矢田，当“询以日本现时需要最急之物品”时，矢田称：接国内电报，米粮并不缺乏，“面粉是否缺乏，来电未经提及。此时中国如以面粉运日，用处较广，受益必多”。[《卢殿虎与日领谈话》，1923年9月１３日《申报》。 ]故江苏省又决定“购面粉一万包，运送日本接济，各界担任分股劝募”；[《财厅函发捐册》，1923年9月２５日《申报》。 ]

青岛赈济日灾会９月中旬在济南购买面粉2200袋，送至青岛，装船运日；[《国内专电·济南电》，1923年9月１４日《申报》；《鲁人赈济日灾之热烈》，1923年9月17日《申报》]世界红 字会中华总会在宁购米2000石，运日赈灾。[《红 字会购米运日》，1923年9月２６日《申报》；《红 字会赈米已东渡》1923年9月30日《申报》。 ]

还有团体和个人向日本灾民捐助了一些食品，如：上海中国济生会捐助洋芋１００担、 白果子５０担、青罗卜干２０担、咸菜２０坛、酱菜５０罐；[《济生会助振食品》，1923年9月８日《申报》。 ] 前山东督军、省长张怀芝 捐助饼干1000箱；[《国内专电·济南电》，1923年9月１４日《申报》。 ]天津警务处长杨以德捐助干白薯240箱[《杨敬林捐助食品》，1923年9月１２日《大公报》。 ]等。

由于“驻沪日领一再声明，灾区食米已足敷用，”[《协济会之职员会》，1923的9月１２日《申报》。 ]加之各地大量购粮外运，致使米价迅速上涨，已影响民食，各界渐有反对米粮驰禁之议，[《米价已受震灾影响》，1923年9月１０日《民国日报》；《各界一致反对米粮驰禁》，1923年9月１０日《民国日报》。 ]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遂决定：除 已运日粮食之外，“此后接济方针，总以赈款或其他需要物品为限，不再续运米粮。”[《协济会之职员会》，1923年9月１２日《申报》。 ]大 规模的运米济日行动，遂停止下来。

在运粮济日的同时，天津、北京、上海还向日本灾民捐助了一些衣物和其他用品。如：天津红十字会为日本灾民特做赈衣千件，中华实业工厂亦捐助装衣木箱１０个。红十字会将衣物送交日本驻津领事转寄。[《红十字会消息昨闻》，1923年9月１9日《大公报》。 ] 北京的中华国民日灾救济会，鉴于“受灾之区，望救甚急， 若待筹集巨款购齐物品，再行汇寄，恐有缓不济急之虞”，特倡募一种急救慰问袋。９月１ ６日，此日灾救济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招待各报馆记者说明具体做法：以结实坚固之布缝 制一口袋，凡灾民适用之衣帽、零星物品，均可装入，如赠送食品，须为洋铁罐头，外面写 明内装物品，汇集后交由日本居留民会运往日本。[《又一次日灾救济会》，1923年9月１７日《晨报》。 ]同时，救济会将附有《慰问袋办法》的 《倡募急救慰问袋启事》刊于报端。[见1923年9月１５日《大公报》。 ]上海煤业公会为日灾捐助青炭2000件，９月８日新铭 轮因船位不敷仅装运走1600件，煤业同业又续捐600件，“合成千件，以后有船即行运日”[《煤业同业续捐炭六百件》，1923年9月１０日《申报》。 ]

日灾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向日本派出了两支红十字救护队，医救地震中受伤的 本灾民。

一支由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率领，包括男女医生４人、救护员 ８人、书记、会计各１人，女看护士４人、队役４人，携带价值２万元的医药用品共十余箱， ９月８日搭乘日轮皇后丸自上海驶日救灾，[ 《红会医队今日出发》，1923年9月８日《申报》。 ]至１０月１１日返回上海。救护队在日本东 京赤十社医院从事救护活动共２１天，在此医院的数百张病床中，有４０张分由中国红十字 会救护队担任医治，牛惠霖等医生每日在医院诊治震灾受伤者。在救护队离日返国时，将所带未经使用的药品均留赠予日本赤十字社，并捐助４００元的支票１张。[《红会东京救护队之努力》，1923年１０月３日《申报》；《红会赴日救护返沪》，1923年１０月１２日《申报》 ]中国医护人员的 努力工作，受到日本同行的好评，日本赤十字社社长平山成信称此救护队在日工作，“勤勉 尽职”。[《日本赤十字社函谢中国红会》，1923年１０月１６日《申报》。 ]

另外一支，系由中国红十字会邀请前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中国医药学会会长 侯毓汶、陆军医学校校长戴棣龄、京师传染病院院长严智钟和前山东医学校长孙柳溪等人组 成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团，目的为协助日本赤十字社救护伤员。因行期紧急，不及备办药品， 中国红十字会特将大洋２万元汇与日本赤十字社，“以充救护之用”。汤尔和一行２９人亦 于９月中旬抵日，投入救护工作。[《各处筹赈日灾之进行情形》，1923年9月８日《晨报》；《汤尔和等已到东京》，1923年9月１9日《晨报》。 ]

以上种种中国人民的赈救行动，给予正在遭受震灾惨祸的日本人民以物质上的救助和精 神上的慰藉，一时间，自日本政府至民间各界，向中国致谢之声不绝于耳。

                    三、理智、人道之民

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的扩张侵略政策，中日关系逐渐恶化。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二十一条、强占青岛，接踵而至。

就在日本关东震灾的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９日，中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宣布中日二十一条 换文无效案，３月１０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分致照会于日本外务省和驻北京公使馆，声明取消 １９１５年５月２５日关于中日条约之换文（即二十一条），由于本年３月２７日为日本租 借旅顺、大连２５年期满之日，照会要求接洽收回旅顺、大连问题，但均遭到日本政府的拒 绝。中国人民以极大的愤怒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３月２４日，上海各界１万人召开市 民大会，提出以经济绝交抵制日本，全国各省各埠先后响应。６月１日，长沙市民与日轮搭 客发生冲突，日轮竟招日舰水兵登陆，枪杀市民３人，伤数十人，是为“六一惨案”。长沙 市民举行抗议活动，日本则增派数艘军舰来华示威，本已乌云笼罩的中是关系雪上加霜。

就在此时，日本发生了亘古罕见的惨烈震灾。面对日灾，中国人民将屡遭欺侮的愤怒和 屈辱搁置一边，以救灾恤怜之古训和人道主义的情怀，发起了这场规模广泛的赈救日灾活动。

各界人士以高度的理智，将抵制日本的侵略扩张行为与发扬人道主义救灾恤怜区分开来， 并未因前者而对日灾束手坐视。梁启超在９月３日的通电中称：“过去数年间，日本政府举 措颇招吾国恶感，......然患难相恤，人道宜然。”[《梁任公江电》，1923年9月７日《大公报》。 ]９月７日，在中华书局进德会召开的 劝赈日灾联席会议上，会长陆费伯鸿（？）报告称：虽然中日关系交恶，但对日灾，“吾人 要本人类互助及救灾恤邻之谊，理当援助。”[《中华书局进德会开会劝赈》，1923年9月８日《申报》。 ]山东省议会议长宋传典在救济日灾会议上 也指出：“年来中日两国感情极坏，……此次救济日灾，系本救灾恤怜之谊，与国际交涉 截然分为两问题”。[《鲁省各界救济日灾会议》，1923年9月１３日《申报》。 ]在湖南省教育会召开的筹赈日灾会议上，与会者亦一致认为：“我 国不应以政治上、军事上之恶感而不赈恤之”[《教育会筹赈日灾会议纪》，1923年9月１７日《大公报》（长沙） ]

同时，人们还明确地将奉行对华扩张政策的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对不幸受灾 的日本民众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积极赈救。９月３日，上海工商友谊会发表宣言：“吾国此 次对日经济绝交，原为警戒日本政府，对于国民彼此感情原好，......吾人以同种同文及世 界人类关系，应予以人道上救济”。[《本埠各界一致慰问日本巨灾》，1923年9月４日《民国日报》。 ]正在上海进行反对曹锟贿选活动的国会议员孙洪伊９ 月５日发表通电指出：“曩者因中日国交时有冲突，国人对于日本不无怨愤，然此皆其政府之 咎，于其人民何尤”。[《孙洪伊通电》，1923年9月６日《民国日报》。 ]

对于某些人对赈救日灾的消极情绪，人们进行了说服和劝导。陆费逵在中华书局进德会召开的劝赈日灾联席会议上指出：“颇闻同人中有以国耻为恨者，须知不忘国耻是一事，人道主义又是一事，不妨并行”。[《中华书局进德会开会劝赈》，1923年9月８日《申报》。 ]在山东，对于此次日灾亦有“因外交上关系，对 日感情至为恶劣，......主张不赈济者”。但持这种意见者显为少数，在济南日灾筹赈游艺 会的开幕式上，各界人士相继演说，这种意见受到演说者的普遍反对，将外交与赈灾分开， “一方面赈济日灾，一方面不妨力争旅顺、大连”则是大家的一致主张。[《济南日灾筹赈游艺会开幕》，1923年9月２８日《申报》]

为了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和利于震后的恢复，日灾发生后，中国许多地区将正在进行的 抵制日货、经济绝交的活动停止下来。芜湖对日外交会９月１２日通电称：本会对于日本抗 不交还旅大，曾以经济绝交抵制，“兹本救灾恤邻之谊，经全体大会表决，暂时停止检查日 货，......俟日本秩序恢复以后，再请政府与日本严重交涉”。[《芜湖对日外交会来电》，1923年9月１３日《申报》。 ]在天津，抵制日货运动曾 颇有声势，此时亦停止下来。[《报界公会紧要启事》，1923年9月２9日《大公报》。 ]甚至专为抗议日本拒不交还旅顺、大连而成立的上海对日 外交市民大会，也在日本震灾后很快提出了“组织义振会，以尽爱护人道之主旨”的议案。[《市民大会之提议案》，1923年9月５日《申报》 ]

当然，在中国人民赈救日灾的行动中，不排除其中有希望通过赈救活动，提高中国的 国际地位，且感化日人，以利于今后的对日外交的成分。梁启超在其号召国人起而赈济日灾 的通电即称：“我国当 闵函侮之余，若能率先仗义，为诸国倡，殊足以发展东方文化利 他忘我之精神，于增进国际地位，关系抑非细也”。[《梁任公江电》，1923年9月７日《大公报》。 ]如果任公先生此番话语尚嫌含蓄， 《东方杂志》撰稿人张梓生的期望则将这层意思表达得更加直白：由于中国各界积极热心的 赈救日灾行动，“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从此一变，而中日邦交也将从此面目一新了”。[《日本大地震记》，《东方杂志》第２０卷第１６号] 中 国人民这样的期望是善良、美好的，对中国人民赈救日灾行动的高尚，没有丝毫的减损。 而且勿庸讳言，某些政客、军阀之积极赈济日灾，亦或具有某种政治的背景或包含某些个人 的打算，但这也并不能影响有众多中国平民百姓广泛参加的这场赈救日灾行动的纯洁。中国 人民在赈救日灾行动中表现出的纯洁的道德心和人道主义的伟大情怀，将永载史册。

令人遗憾的是，此后的中日关系并没有如善良的国人所期望的那样，因中国人对日灾的 热心赈救而“面目一新”。“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日 军肆虐中华，奸淫烧杀，残行暴迹，惨绝人寰，数千万中国人殒命于日本侵华战争之中。思之前后，岂不令人惊心动魄。

在又经过了这四分之三世纪的干戈与玉帛、血腥与鲜花之后，中日两国人民会更加理智地面向未来的。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