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智

      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的关系，是一个令人兴趣盎然的问题。

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曾有“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之名言（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44页）。欲“究天人 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太史公司马迁（《《汉书》卷62，《司马迁传》》），也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近代西方 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则把地理环境因素对人们气质性格的影响的理论系统化，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气质性格，人们的气质性格又决定他们采用何种政治及法律制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这种理论做了集中的阐述。

孟德斯鸠认为，寒冷的气候使人坦率诚实，精力充沛，勇敢而有信心,人们这样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状态造成了自由的政体。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们则颓唐懒惰，胆怯无力，完全被动，这使他们成为奴隶。他还认为土地的肥瘠情况也影响到民族性格和政治制度：土地肥沃使人养成一种依赖性，贪生怕死，易屈服于强者而不那么渴望自由，因而产生了专制制度，土地磽薄则使人勤勉持重，坚忍耐 劳，勇敢善战。他甚至认为人们居住的地理位置（如山区、平原或海岛等）也对人们的气质性格产生影响(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7—282页），

而在所有这些地理环境因素中，“气候的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的影响”（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311页）。我们且把孟德斯鸠的这种理论归纳为下面这样一个图式：

地理环境 → 民族气质性格 → 政治法律制度

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孟德斯鸠，摈弃了中世纪教会神学上帝决定一切、操纵一切的说教，力图在现实世界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根源，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巨大进步。但是，他把地理环境因素与人们的气质性格这样简单地联系起来，认为人们的气质性格是由地理环境中的因素直接作用而成，对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关系的这种解释，仍包含着相当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是不科学的。

要正确解释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的关系，须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在人类文明起源的上古世界，生活于各种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不同的人类共同体，由于受到某种具体的地理环境的制约，于是主要从事某种特定的物质生产活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第 390页）。

在这里，地理环境中的各种因素是作为生产力中的要素而进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的，而在人类文明起源之初，某个人类共同体 从事于何种物质生产活动，主要地是由他们 所生存于其中的某种地理环境所提供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如生活在高原、草原地带的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生活于大河流域的民族多过着农耕生活。而当人们在从事某种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造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 202页），从而“炼出新的品质，……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 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第494页）。正是在这种由某种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制约而形成的长期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 一个民族逐渐形成了具体的、具有某种特点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状态。此外,各个民族的气质性格的形成，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这个社会的政治、精神生活的影响。然而，一个社会的政治、精神生活是建立在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之上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具体来说，蒙古族牧民粗犷、豪放的气质性格的形成，主要原因并不是其生活所在的大草原这个地理环境中的气候、景色等因素.而是他们因这种地理环境而形成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游牧，以及以这种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 自古以来即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民族的温 和、善良、谦恭的民族性格，也并非产生于黄河、长江流域较为温和的气候，而是在长期的比较稳定、平和、规则性强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以及在此种物质生产活动之上产生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影响下形成的；而古代雅典人机敏、开朗和富于想象的气质性格的形 成，其主要原因并非是地中海沿岸的气候和风光，而是因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手工业、商业及海外贸易比较发达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

由此观之，一个民族的某种气质性格的形成，其关键在于参加了在某种地理环境中形成的某种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受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影响，才和地理环境发生了联系，地理环境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其物质生产活动，进而间接地影响到其民族性格的形成。当然，这仅是这几者之间的“一般关系”，至于它们之间的复杂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部分地改变了地理环境，民族性格对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影响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人不一定是政治动物，但一定是社会动物。共居山林之中，山村中之乡民与寺庙里自小出家的和尚气质性格不会相同，同处大海岸边，打鱼为生的渔民与海滨之城的工匠气质性格也会互有差异。脱离了社会生活，受到狼哺育的孩子，会成为“狼孩",而且在我国和秘鲁还都岀现过儿童和猪在一起，而成为“猪孩”的例子（见闲斋：《狼孩与猪孩》,1988年4月10日《光明日报》；《辽宁“猪孩”成人记》，1990年9月29日《羊城晚报·海外版》：《昔日“猪孩”换新颜》,1991年10 月15日《解放日报》：亚山：《秘鲁“猪孩”》,1989年 1月2日《天津日报》）。

另有论者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的复杂的 心理气质和性格特点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居住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居民，“由于气候、环境、食物等物质世界的影响,造成了他们各有特点的气质和性格”（严钟奎；《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暨南学报》,1985年第3期）。这种观点忽视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作用，认为人们的气质性格的形成主要受地理环境中某些因素的直接影响，这实际上是又回到孟德斯鸠那里去了。这种观点也不能解释为什么生活在同一地理环境中的同一民族中，身处不同社会地位或操不同职业的人们，其气质性格又有相当大的差别。

当然,“气候、环境、食物”等因素对人们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状态的直接影响也是存在的，不能完全否定。但是，这种影响与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政治、精神生活对人们气质性格的影响相比，是非常微弱，绝不会达到“重大”的程度，而且，这种影响也很难与后一种影响相独立而存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的形成确有重要影响。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地理环境首先是作为生产力中的要素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某一种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对于一 个民族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状态产生着直接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同时，在某种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之上产生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也对一个民族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状态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所以，世界各民族主要不是 “以其特有的气质和性格”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活动，而是以其披荆斩棘不断地改造自然， 同时又不断地改造着自身，不断地发展，不断增强着自身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伟大实践活 动，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这才是世界历史大舞台上演岀的人类命运之剧的真正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