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智 罗荣渠先生《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以下简称《一元多线》。]在论述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问题时，[《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多有引述及阐释。笔者以为，其中某些引述及阐释不同程度地脱离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论述之具体的、特定的背景和环境，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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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智 何干之（1906—1969）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所撰多部著作为后世留下了重要的学术思想遗产。其《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对自鸦片战争以来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的历次思想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年12月由生活书店出版。笔者所据为《何干之文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仅注“《何干之文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其著所阐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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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智 关于清帝《逊位诏书》，学界一般说法是原稿为张謇所撰，其后文字上数有改动，而最后于1912年2月12日发布的《逊位诏书》，是经袁世凯改篡过的。但其具体情况如何，因不见实际证据，语焉不详。 2013年，《袁世凯全集》经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骆宝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刘路生夫妇历时27年编纂完成，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除收录了袁世凯《手批清帝逊位诏书稿》之外，还附有4件《清帝逊位诏书各种修改稿》(《袁世凯全集》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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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智 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的关系，是一个令人兴趣盎然的问题。 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曾有“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之名言（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44页）。欲“究天人 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太史公司马迁（《《汉书》卷62，《司马迁传》》），也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近代西方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则把地理环境因素对人们气质性格的影响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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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智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但遭到日本的拒绝。在美国8月6日、9日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日本即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投降，并于8月10日通过瑞士、瑞典政府转告中、美、英、苏四国（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并加入公告）。1945年8月15日正午，其预先录制的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玉音放送”，宣布投降。长期以来，国人以此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历史文献，然此《终战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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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智 “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评一再强调，我们致力于国内的和平发展，不愿事态扩大，无意与日本对抗，表现出的是一种软弱乞和的心态，不惜忍辱含垢以维持和平局面。而《大公报》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是日本不希望见到的。实际上，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在加紧不停地调兵遣将，扩大对华侵略，但《大公报》不愿直面这样的事实，表现出的是一种忍辱求和的心态。 但是日本则抓紧时机调兵遣将，扩大侵略。7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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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智 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们这个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社会热议不衰的话题。作为既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染，又对欧洲文明有深刻研究的学人，陈乐民先生对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问题，自有他的独到认识（ 陈乐民：《在中西之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有论者认为，中国哲学至高无上，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中必取得中心地位；海外“新儒家”，既要弘扬民族文化，又要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且认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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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智 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的关系，是一个令人兴趣盎然的问题。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曾有“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之名言（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44页）。欲“究天人 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太史公司马迁（《《汉书》卷62，《司马迁传》》），也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近代西方 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则把地理环境因素对人们气质性格的影响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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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智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学者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的这句名言常被引用，其所要表明的是，人们的历史认识受到现实社会生活的强烈影响，一切历史认识都会打上现实社会的烙印。 但学界诸多论者在引述这句话时，均将“真”字去掉而成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黄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辨析》（《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叶帆：《历史的层次》（《人民日报》2010年3月19日，第007版）；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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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智 1912年7月18日，民国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陆徵祥出席临时参议院会议，其所提请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六位阁员均遭否决，波诡云谲的民初政坛再起风潮。陆徵祥所提六阁员均遭临时参议院否决，其原因何在？《申报》记者7月22日的报道称：“陆总理前日至参议院并不宣布政见，但述不吃花酒，不借钱与人及种种琐事，致所提各员多不通过”；时为临时参议院议员、全院委员会委员长的谷钟秀，在其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史》（1917年出版）中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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